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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穷的人生活得怎么样？ 在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游离于很多人特别是都市人的视野之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尚有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 “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半年来，新华社派出9支调查小分队，分头赶往中西部贫困地区，实地体察父老乡亲的生活状况，看“真贫”。由于位置太偏、路况太差，大量时间花在了途中。不少记者走了这样的路：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泥泞狭窄的羊肠小道只够放双脚。大家必须憋着一口气，双手抠住石头，探虚实，再迈步，才能避免坠入深不见底的山涧。 这样的采访经历本身，足以辩证地说明中国贫困问题现状—— 一方面，通过30多年的扶贫攻坚，农村贫困面大幅缩小，贫困被赶进了“角落”里。 另一方面，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最硬的“骨头”。那些最穷的地方，也正是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工程最艰巨的贫困堡垒。 有人把贫困的不同程度比作一口锅，而最贫困人的被称为“锅底人群”。从广义上说，多万贫困人口就是全中国的“锅底人群”。 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的几名孩子站在村里的一处空地上（3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陈地摄 大凉山，一个极贫区样本 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就从阳光迈进了黑暗。 记者让眼睛适应一会儿，才逐渐看清了屋内情形：屋子分成两半，左侧是牛圈，杂草上散落着牛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右侧是人住的地方，借着手机光亮才能看到床铺——一块木板搭在4摞砖头上。屋中央，地面摆了3块砖，上头架锅，底下烧柴，这就是炉灶。没有一张桌子，连个板凳都没见到。土墙被多年的炊烟熏得一片漆黑。 这，就是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村民尔日书进的家。 锅里煮了些土豆，便是他一家5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经发了芽。对他们来说，吃米饭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 45岁的尔日书进左眼失明了。睁眼时，只见红红的一片。 三年前，他发现眼睛有问题，医院看。有新农合可以报销医药费，但要个人先垫资才能报账，他垫不起。看病还要车费、路费、生活费，对他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他就一直拖着，直到无法医治。 墙上有两张奖给“优秀少先队员”的桔色奖状，其中一张却贴倒了，字朝下。获奖者是尔日书进14岁的大儿子。他家老二、老三都到了学龄，却没有上学，一脸懵懂地望着记者…… 尔日书进的生活，是大凉山区贫困现状的一个缩影。 图为3月25日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拍摄的画面。马依村海拔米，土地贫瘠，与乡集镇相距12公里，道路崎岖。全村户，人，绝大多数村民至今仍生活在人畜混居的石板房里。新华社记者陈地摄 多年来，扶贫工程一直在这片6万平方公里的高寒山区艰难推进。一些人利用政府的小额贷款、技能培训，开始跑运输、种花椒、搞养殖，或是外出打工，慢慢赚了钱。还有近50万人从危房搬进了四川省重点民生工程“彝家新寨”。 然而，在总人口近万的凉山州，已绵延千百年的贫穷是如此根深蒂固。 马依村有很多十来岁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奔跑玩耍，似乎尽情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村支书吉克石都的话却让记者难以释怀：这个村目前适龄儿童没有读书的竟达百人！ 衣食住行，样样令人心酸 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弄哄组，66岁的村民蒙二妹站在自家居住的房屋前，她和儿子兰金华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3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家徒四壁”常用来形容贫穷。可在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兰金华的家里，这个词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为连一面严格意义上的“墙壁”都没有。 他和母亲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缝隙里抹着些牛粪，寒风和光线从无数孔洞透进来。 一盏昏暗的灯泡下，柴草、杂物、简单的农具堆在一起。长年烟火凝成的一条条黑毛絮从房顶、木架上垂下来。角落里篾片围成的两个小窝，就是母子俩的“卧室”。 前一阵房顶漏雨，兰金华只好到隔壁弟弟家打地铺。弟弟的房子是几年前政府补贴2万元建的砖房，但至今没有门板，只挡了块竹编的薄片。 在集中连片贫困带，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百姓“衣不蔽体，食不裹肚”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记者看到，有些极贫户，衣食住行仍样样令人心酸。 这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葛家村龙母屯一贫困家庭的住房内景（3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居住。 安徽金寨县燕子河镇毛河村小寨组村民余大庆家，土房外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洞，是野蜂做的窝，每到春天野蜂就飞进飞出。墙根还有山老鼠打的大洞。几年前一场大雨，土房垮了两间。 在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78岁的汪达开住石屋建了三百多年，一面墙已消失，仅剩三面，如一个横放的“U”型，正对着长长的巷道，积雪和冷风直灌进来。 与条件简陋相比，更令人担忧的是安全问题。 甘肃省东乡县柳树乡红庄村，村民马他非勒将手伸进已经裂缝的墙体，因为没有钱整修，一家人至今住在危房里（3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甘肃东乡县龙泉乡中岭村村民马他非勒家，房子地基已下沉，后墙出现4条裂缝，其中一条足有一个手掌宽。 贵州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懂棚村必格组，一块巨大的岩石赫然突出在村民蒙绍芬家屋内，她的床板就铺在岩石上。全组31人的房子都建在滑坡点上，有时从山上滚石头，所幸目前还没有伤到人。 这些建在地质灾害隐患点上的房子，一旦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想。 在四川昭觉县新城镇拖都村，村民告诉记者，历史上这里多次挖过煤窑，山早已是空心，一到下雨天就听见屋子下面轰轰作响，大家十分担心山体垮塌。国土部门曾来勘测，鉴定该村有滑坡隐患。 黔东南州从江县下江镇高坪小学，学生们在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里上课，这里是教室兼寝室，前半部是课桌，后半部是上下铺（3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吃饭。 在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污生村加堆寨，记者去了乡人大代表、51岁的村民组长龙老幼的家。一只白色塑料桶里有五六斤猪挂油，就是全家3口改善生活的好吃食了。做饭时切一小块，在锅里擦一擦，就算是有油了。而大部分时间，就是清水煮野菜。 记者正在采访，忽然有人拎来一只大公鸡。原来是龙老幼要留我们吃晚饭，他家没有鸡，就跟邻居借了一只，准备杀给我们吃。他家两三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却要杀鸡给我们吃。谢绝之时，我们的心情实在是难以描述。 他那台电视机是全寨19户、67口人唯一的电器，不是买的，而是南方电网捐赠的。他的卧室没有门，只挂了块塑料布；被褥下铺的是一层散乱的稻草。 在西南一些石漠化严重的山区，仍有季节性断粮。有些村民政府给每月每人30斤救济粮，还是不够吃，只能跟亲友借，来年打了新粮再还上。 石漠化山区石多土少，土层瘠薄，土下是喀斯特地貌“漏斗”，存不住雨水。每年的收成都很微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贵州铜仁武陵山区沿河县思渠镇有个村子名叫“一口刀”，就是“建在刀背上”的意思。全村34户，只有1．5亩水田。各家只好轮流耕种，轮不上的就在贫瘠的旱地种点玉米。就是说，一碗饭全村轮着吃，轮一圈要几十年。记者去采访时，已经轮了十多户。 ——饮水。 宁夏西吉县向来干旱少雨。王民乡下赵村马虎钢平时拉一次水，来回要跑40公里，一次拉两大桶，大约一吨，能吃半个月。一吨水4元，拉一趟水油费就要十几元。“还不敢拉太多，放时间一长，水就不能吃了。” 在湖南保靖县木耳村3组，寨外路边有两处用石块砌成的小窖，泥土和石缝间渗下极细的水流，这就是数百村民的救命水源。旁边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蹄印，牲畜粪便随处可见。 72岁的村民向远华说：“一连晴几天就没水喝，只能去几里外挑水。因为缺水，前年庄稼颗粒无收。” ——出行。 这次采访，记者未能到达最偏僻的贫困地区。在四川凉山，去最远的贫困村，从公路尽头出发，还要骑马走上三天，还得不下雨才行。而即使能够通车的地方，行路之难也常令人望而生畏。 云南怒江州泸水县古登乡埝坪村，这里的大山太陡了，耕地坡度竟达80度左右，几乎是“挂”在山上。在攀登过程中，村民指给记者看路旁一个坟丘，那里埋的是一个不小心摔死的村民。而牛、马摔死更是时有发生。人们说这里是“有天无地，有山无田，有人无路”。 去年，同属怒江州的贡山县独龙江乡79公里山间公路改建完成，耗资7．6亿元。其中，仅打通一条6．68公里长的隧道，就花了约3．9亿元。照此计算，要全部修通偏远山区的通村、通组公路，所需投入将是天文数字。 有的地方仍以溜索为路。在云南福贡县马吉乡桥马嘎村，记者看到，一条颤巍巍的钢丝绳横亘几十米宽的江面，十多个大人小孩正排队等着过索，这是全村百来口人进出的唯一通道。12岁的余强已是溜索“老手”。他把索扣往钢丝绳上一卡，溜绳一端固定，一端兜住大腿和腰，挂上书包，脚一蹬，腿一曲，顿时凌空飞向对岸，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危险。 一群孩子，一声叹息 小七孔，世界自然遗产，旅游旺季总是游人如织，甚至常常人满为患。然而，景区5公里外便是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极贫区。 比如菇类村，全村户，除一户开农家乐外，几乎再没有人依靠景区发家致富。当地特产瑶山鸡肉香味美，也一直没有打开近在咫尺的市场。 根本原因之一，是精神文化封闭落后。全村多人中，有多人是文盲、半文盲。多数村民至今不会找、也不敢找市场，只能靠种田维持温饱。 教育缺失导致“精神贫困”，成为一些困难群体脱贫的深层障碍之一。 甘肃省东乡县龙泉乡北庄湾村小学，学生们在上数学课(3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甘肃东乡受教育人数呈“宝塔式”递减：一些小学一年级有50个学生，到五年级就只剩下5个。东乡县有个村庄多人，至今没有出过一名高中生。 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国各地都已较为完善，免学费、营养午餐等措施更让无数孩子受益。但是，孩子初中甚至小学便辍学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很早就带着子女外出务工。对于那些最穷的家庭来说，上学本身就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大开销。 在广西都安县隆福乡葛家村，记者看见一对小兄妹，穿着沾满泥垢的棉衣、凉鞋，背着装满牛粪的背篓，弓着腰，一步步向山坳走去。背篓里的牛粪超过40斤。男孩12岁，女孩10岁，但身高只有一米出头，非常瘦小。那天本该上学，但是教学点唯一的老师去乡里开会了，孩子们只能停课。 跟着他们去家里，他们的父亲正在为孩子读书发愁：“学费不收了，还有书本费、杂费和生活费呢？” 他家还有个初中生，每周从乡中学往返就要车费40元。不坐车，就只能步行几个小时山路，包括爬过陡峭的悬崖。 “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确已在大部分农村变成现实。但是，教育设施落后、师资缺乏，仍是贫困地区的共同难题。 在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木克基村，一名孩子趴在床上做作业，她的家里没有桌子（3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贵州从江下江镇高坪小学，个住校生挤在几间活动板房里。其中一间是教室兼寝室，前半部是课桌，后半部是上下铺。4张床，每张床挤两个人，可以睡8人。但男生有12名，开学时大家抽签，抽到的住床上，抽不到的睡课桌。 即使这样，孩子们却开心地说：“现在的住处比原来宽敞多了。” 去年，他们住在上世纪70年代建的一座两层木房里，所有男生都睡在课桌上，而60多个女生挤在房顶一个约30平方米的空间里，睡大通铺。今年元月7日，寒假放假第一天，夜里12点失火了，烧光了全部教室、寝室、食堂。 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伤到人。 “假如大火早一天烧，孩子还没有放假，并且正是半夜睡觉时……”校长潘学文至今心有余悸。 一些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为贫困代际传递埋下隐患。 贫病交加，难中之难 43岁的罗安华、40岁的罗安顺坐在火堆旁，眼神漠然。 “没有女人愿意嫁来。”罗安华说，“我们年纪大了，不会有女人愿意嫁我们了。” 广西东兰县东兰镇弄华村台中屯的这两兄弟都打光棍，至于原因，进家一看便知：一间木瓦房，篾片作墙，四面漏风。火堆旁三张床，被褥都已发黑，这就是他们和70多岁母亲的住处。 这些年，台中屯只有一个姑娘嫁在本村，嫁给了小学老师，别的全嫁去了外地，却没有一个姑娘嫁进村来。 这是3月28日在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木克基村拍摄的一户民居。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据东兰镇政府统计，弄华村多人，30岁以上仍未结婚的男子达50人。当地习俗，22岁不结婚就已让父母“头疼”。按22岁口径统计，“光棍”达87人，约占成年男子的三分之一。 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几乎各处都有“光棍村”。贫困家庭婚育难一个直接后果，是人口素质下降。安徽金寨县燕子河镇毛河村小寨组在山上居住的13户中，除5户“老单身汉”外，3户的妻子为聋哑痴呆人，一户的妻子有精神病史。 为了延续香火，有些人选择近亲结婚。宁夏西吉县王民乡下赵村一个30岁妇女与丈夫是“姨姨亲”——双方的妈妈是表姊妹。就她所知，村里近亲结婚的还有3户。她认识的一个女子嫁给了兴隆镇近亲，生的5个孩子有4个不会说话，另一个不能生育。“想想都怕。”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是很多贫困地区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大凉山区，记者随机采访的十余户贫困家庭中，七八户都曾有人生病后没去就医而去世，到死都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一些贫困地区甚至还有“智障村”。 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份数据分析显示，“疾病”在主要致贫原因中位列第一，占比高达42．1％，远高于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等其他原因。 因病致贫的背后，是医疗水平低下、医疗设施缺乏、医护人员不足。 在湘西小溪乡，雨阳、郊溪等3个村只有一个医生。山路太远，有村民要看病，只能和医生约在半路，双方各自走上一程，相遇时，就在山野里露天打针输液。 在前往雨阳村的山路上，记者遇到67岁的阿婆李永桂，她正在送6岁的孙女粟顺英去最近的学前班就读。祖孙俩早上7点出门，中午才能赶到。三年前，粟顺英的母亲在家里生孩子时难产，交通闭塞，大夫赶不到，母子双亡。 贫病交加的群体，是“锅底人群”中最困难的部分。得一场大病，最大的损失不是巨额医药费，而是丧失劳动能力。贫与病，常常形成恶性循环。 这是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木克基村一户人家的房屋内景（3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吴开珠，贵州从江县宰便镇引略村一个58岁的农民，被家里3个重病号压得几十年喘不过气来。 他大儿子先天精神病，小儿子智障，饭送到嘴边都不会吃。养家糊口、照顾年迈双亲的担子，落在吴开珠夫妻俩肩上。养香猪、养牛、租种别人的水田，尽管不富裕，但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一座简陋的木屋，被他们收拾得一尘不染。谁知，去年春天插秧时，他妻子突发脑溢血，一头栽倒在水田里…… 给妻子治病，他前后花了十万多元，跟亲友借，从信用社贷。拆东墙补西墙，目前还有7万元没还上，每个季度光是银行利息就要还两千多元。政府给他两个儿子发低保金，每个季度也是两千多元，两相抵销。 记者采访时，吴开珠从外面割草回来，正下着雨，他的裤脚、绿胶鞋却连个泥点都没溅上——这是个干活爽利的人。 债怎么还？他搔着花白的头，苦笑。 门前台阶上刻着一行字，是几年前趁着水泥未干，他用手指头划上去的，写得工工整整。仔细看，竟然是—— “荣华富贵，幸福生活”。 （来源：新华网四川频道作者：李柯勇、刘诗平、王清颖；参与记者：王丽、周相吉、夏军、邹欣媛、梁军、杨洪涛、陈地、李亚楠、马姝瑞、侯文坤、李丹） 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