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智生，纳西族，云南丽江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南边疆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滇藏川交接地带多民族交错聚居区经济成长机制研究”()。

本文以白、纳西、藏、傈僳、普米、怒、独龙等多个民族世居的滇西北地区为研究中心,试图展现民族间商贸活动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生活变迁间的具体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族际经济互动是促进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生活转型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基础。

族际互动；商贸交流；经济生活

本文所涉及的“族际经济互动”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在多民族共生、共存的一个民族区域内,民族间特别是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和互动发展。源远流长的滇藏民间商贸,是以纳西族、藏族、白族、回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商人为承载主体的民族间跨区域商贸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西部少数民族间经济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而滇西北地区的民族经济生活的变化,是与近代滇藏商贸发展息息相关的。换言之,近代滇西北各民族经济生活的变迁,是在滇藏民间贸易的驱动和牵引下展开的。本文从“族际经济互动”这样一个研究视角出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和发展现状而引发的思考。

一

历史上,族际经济互动特别是少数民族间的经济交流互动发展,是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商品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族际经济互动就更显得特殊和重要。多民族间以生活物资交流为主的商贸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既是各民族对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以此为载体成为商品经济孕育发展和区域市场初始的一个重要途径。源远流长的滇藏民间商贸,犹如流于两地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将沿线各民族群众联系在一起,为各民族商人参与其中创造了有利条件。清中期,依凭着明清以来进藏经商的种种便利,许多丽江纳西族,中甸藏族,鹤庆、剑川白族商人纷纷行贾于藏地,“皆获厚利”,并“借以起家”。近代以后,以丽江、中甸、鹤庆等地商人为主的滇籍纳西、白、藏、汉、回等民族商人,许多人已从行商发展到座商,实力逐渐增强,成为滇藏民间商贸交流的主力军。

民族商贸范围的扩大、民族商人商业经营力量的壮大,使得滇西北这个近代滇藏川与缅、印等国跨国商贸圈中的中转枢纽,其内部的商贸交流物资逐渐趋于丰富,物资交流渠道也相应得到了拓展。在这样一种变化背景下,导致了滇西北这个多民族交错聚居区内民族经济生活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

二

在近代云南对外开关通商,商品经济大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以滇西北为代表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商人。正是这些白族、纳西、藏、汉等各民族商人随着自身商贸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张,自身商贸实力的不断增强,从而以自身商贸活动为载体,引发了近代滇西北区域市场的一系列变化和区域市场各部分间关系的调整和重构,为民族贸易活动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

1.区域内原有地方市场功能的转变。通过各民族商人的贩运转输,以机制洋布、火柴、煤油、洋纱等为主的洋货深入穷乡僻壤,地方土特产品和资源源源不断成为对外出口的重要物资,原来受封闭性制约的初级市场,除在原来的余缺互济、品种调剂作用外,又添上了外国产货物的推销点和外流出口物资收购点的新功能。由此,各地方市场的功能和性质都已改变。

2.区域性新兴中心市场的勃兴。近代云南开关通商后,滇藏川国内陆上贸易线、滇缅印跨国陆海线等商路已逐渐形成了互相渗透、一体发展的局面,原先商业区划被打破的同时,一些新兴的区域性中转贸易市场脱颖而出,渐形活跃,成为区域性商贸交流的枢纽。清末民初,云南省已基本形成以昆明为出纳之总枢纽的市场体系,而在滇西一带,丽江和下关一起上升为这一地区的“货物聚散之中心”。20世纪20年代时,“丽江已形成滇藏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商号、堆店、马栈鳞次栉比,每天有数百匹马帮来往驮运货物,商业贸易仅次于下关、大理。”

3.随着各地各民族商人的兴起,带动了边远民族山区新兴区域市场的产生发展。晚清以前,滇西北地方市场主要集中于各交通沿线或是行政中心,怒江、永宁等边远民族山区虽然有一些商贾在活动,但并未产生市场,局限了区域内部间的扩散和渗透。如生存于怒江高山峡谷间的独龙族、怒族及部分傈僳族虽有商品交换,但基本不进行市场贸易。

近代以后,特别是随着对外通商后,世界及中国内地市场对山货药材、牛羊皮革等地方土特产品的需求上升,刺激着更多的丽江、鹤庆、大理一带的各民族商人进入怒江、中甸、维西等地“探宝掘金”,在与这些地方的民族群众互易所需中,一些地方性市场也应运而生。

年前后,怒江泸水一带已有“市场五,均十日一市”。兰坪营盘街在民国初年发展也很快,成为澜沧江峡谷山区最活跃的市场之一。此“街逢五日一市,四方商旅来者极众,怒子尤多。携黄连、贝母、茯苓、沙金、木耳、漆油、酥油、麻线等物到此交易,而古宗、麽些亦不少,为澜沧江两岸之第一互市场。”怒江边的落么木登(今称鹿马登,属福贡县),也在民国初年形成了一个一年一次的定期集市:“每年七月互市一次,怒、俅各种人及澜、潞两江东西岸之人,并丽、鹤、剑、兰、中(甸)、维、云龙之山货商人会集于此。……交易之货为麻布、漆油、黄连、冬虫夏草、贝母、木耳、香菌、白生、青皮、麻线、鹿茸、麝香、熊胆、蟒胆、虎豹皮骨之类。”年后,福贡商业中心上帕街开辟后,逐渐发展成每月赶两次(初五、十九)的定期市,市面上主要以山货药材、煮酒、盐巴及其它零星杂货为主要交易物资。

清末以后,到维西经商的商人渐增,民国时,“外地客商如四川、大理、鹤庆、丽江牵牛车,远服贾,星罗棋布于各乡各村。”外地商客的大量涌入,促成了维西保和镇商业市场的扩大发展。“-年左右市场扩大了。外地行商来的大商人大大增多,从省内来说,仅喜洲来的就有多人,鹤庆、丽江、中甸的也很多,省外的有来自湖南,有的来自四川。”由于维西一带山货药材资源丰富,而且自身又在中甸市场因匪患衰落后代替中甸成为滇藏商贸的一个新兴中转站,因此民国时期的维西,既是面向怒江、澜沧江、独龙江等流域各峡谷山区的山货药材集散地,也是滇藏商贸交流的一个中继站。

4.区域内市场间等级分工体系的形成。近代以前的滇西北各地方市场,由于彼此间的互动与联系较少,因而区域内各个市场基本各行其责,相互联系较弱。随着滇藏川边区与缅、印跨国三角国际贸易圈的出现,促进了滇西北内部市场的整合与重构,区域内市场间的呼应与往来加深,由此导致了不同等级市场分工体系的产生。就滇西北而言,以丽江为滇藏川(康)边三角交界地带的贸易中转站,内控德钦、中甸、维西、怒江、永宁等地方市场,辐射川(康)藏交接边区,而以下关为外联缅印、东接昆明的货物出纳之总汇。具体形成的地域分工是:维西、永宁市场将地方土特产品收集后,转运屯集于丽江,然后由丽江市场南下,在下关市场依据货物需求流向再分流各地;而滇藏川(康)边区需要的各种生活物资,如茶、糖、布匹等由下关起运至丽江,然后再由当地商人分流至维西、永宁等基层市场,借助于各种交流渠道进入边区人民手中。

这一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丽江这个区域中心市场的形成,而形成的主要标志就是丽江成为周边各基层市场货物的汇聚与分流中心。20世纪30年代,在丽江考察纪事的王图瑞先生便记道:“本县虽说遥处边陲,却是鹤庆、剑川、维西、中甸、兰坪等各县的一个中心区域。……近年因为康藏及附近各地的出产物都屯聚到本县来,商务方面已有很可观的景象。”20世纪40年代,丽江市场的辐射能力更加突出,甚至已成为康南地区物资出口的转输港。年前后,“康区每年经丽江运出的虫草约五百五十余驮,贝母及支贝年在二千五百余驮,黄连五百余驮,秦艽六千余驮,大黄一万驮以上,麝香每年约出口八百余斤,猪芩一万五千余驮,黄金(砂金、瓜金)出口总数达五千余两,康人所购回之物,除大量烟土外,即系茶糖铜器。”如此巨大数量的康产物资经丽江运出,说明丽江作为滇藏川康边区货物中转站的中转屯聚功能之强。

三

市场上交易物资的变化情况,制约着人们生活需求满足程度的优与劣,多与寡;市场交易物资的丰富程度,也因此直接体现着地方民众生活质量提高水平的深浅。在近代滇西北的各地方市场上,商人们在各地市场上追逐利润的同时,客观上成为了调剂余缺、保障供给的市场调度员。由于近代滇西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很难将这一地区整体的变化情况混在一起谈。因为对处于交通沿线附近,市场商贸活动较活跃的鹤庆、丽江等地而言,生产生活物资的变化特征是渐趋丰富。而在远离市场辐射范围的边远山区,变化与否主要体现在能否保障生活必需物资正常畅通的供给上。

1.商贸交通沿线各市场上物资供给的逐渐丰富。清代中期,滇藏、滇川贸易已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百姓的日用生活物资却仍比较单调。清乾隆年间,即使是丽江府城也只是“合市所陈稻粮、布帛居其半,余则食物薪蔬,无他淫巧也。日用常物,问世亦稀,惟荞糕麦酒,入市者必醉饱乃归。”光绪年间,丽江民众生活物资贫乏现象依然未有改观:“丽为滇西北极边地,山高地燥,生物不蕃。”(丽江)“大颗麦无芒,麦作馒首蔓菁汤咽之,燕麦粉为干糇,水调充服,此土人终岁之需也。小麦面非享客不轻用。”

清末以后,丽江商业渐显繁荣,各地各民族商人汇聚于此,他们带来的各种物资,大大丰富了这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所需。据统计,年丽江市场上,除了供出口途经丽江的黄连、贝母等山货药材外,与民众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棉纱、粉丝、红糖、腌肉、粗茶、布匹等物资也比较充足。根据英国人詹姆士·瓦特年游访至丽江时的记载,当时丽江市面上除洋纱洋布外,还出现了“欧洲或日本工厂出品的自鸣钟、小刀、针、镜之属,百物俱备。”20世纪40年代,丽江市面上的商品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除了山货药材、米蔬茶糖外,还有纳西、藏等民族商人从印度加尔各答、西藏拉萨贩运而来的美国、日本、印度、英国等国货物,如疋条、毛呢、洋纱、染料、锑锅、牙膏、牙刷、肥皂、毛巾、水笔、香水、化妆品、剃胡刀、海产品,应有尽有,与历史上丽江市面上供给有限、物资贫乏的记载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居民的饮食生活也有很大改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丽江市集及其周边地方的人们,日常所食已摆脱了“惟荞糕麦酒”,“小麦面非享客不轻用”,燕麦、蔓菁为终岁之需的窘境,食物也逐趋丰富,可选择性大大增强了。当时丽江市面上除了卖凉粉、包子、粑粑的小商贩外,还有面条铺、牛肉馆、羊肉馆等川滇各味菜馆星罗棋布于街市上,晚上还有肩挑着卖担担面条、米酒汤圆、牛打滚、牛奶鸡蛋等各种夜宵的商贩,沿街叫卖,遇客停步,就地营业。

鹤庆商人在从事川、滇、藏贸易的过程中,各种货物的马驮,无论是南来或是北往,都有在家乡休整的习惯。其中的一些过境物资,便就地在鹤庆销售。如藏区运出的麝香、鹿茸、虫草、红花、硼砂等药材,牦牛尾、酥油、竹叶茶、黄笋、木耳等山货,氆氇、藏香、卜垫、毡绒、藏毯、牛羊皮毛等产品在鹤庆市场上经常见到。其中一些物资甚至成为鹤庆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如鹤庆宴客的八大碗中,木耳、黄笋、竹叶菜就是必备的三道菜。鹤庆大部分人家吃晌午饭都要吃粑粑打酥油茶,家中一般都备有打茶用的全套食具。制作藏族妇女横条花围裙的“帮点”,传到鹤庆后用来作为背孩子的背带,称为“古宗背带”。往藏区输送的川、广、京、沪日用百货和从缅印贩运而来的各种洋货,从普洱、思茅等地来的茶叶等也在鹤庆大量销售。因为有大量物资过境和土布等本地物资大量集结外运,所以鹤庆的市场就显得兴盛活跃,由此吸引了不少邻近的永胜、剑川商贩前来赶街。永胜人运来辣子、草烟、生姜、花生;剑川人背来乔后、弥沙、拉井的井盐以及木器、格子门、铜银首饰。

滇藏商贸通道上的新兴市场维西保和镇,也得益于商贾过境往来频繁的优势,市场上的供给物资也渐趋丰富。年,维西县市场上除茯苓、黄连、贝母等山货药材外,铁锅、铁器、铁三脚、毛布、毛毯、毛袜、手巾、锡纸、烧酒、白盐、沙盐、洋杂货、冰糖、茶、纸张、丝缎等生活物资共计约50余种物品也有销售。

处于滇康贸易中转市场的永宁,百姓的生活物资也在保障供给、调剂余缺的基础上丰富了许多。“前来永宁贸易的,主要是汉、藏和丽江纳西族小商贩。汉族商贩一般贩卖盐、布、针、线等日用百货,多来自四川盐源一带。藏族主要运来藏式衣服、毛织品和酥油等,一部分来自西藏和中甸,一部分来自木里以北藏区。丽江纳西族商贩,则主要运来各种工具、用具以及茶、糖等。”随着20世纪30年代后永宁皮匠街成为滇康边区贸易的一个次级中转站,商贸繁荣,销售物资更趋丰富。年前后,永宁皮匠街已有各种百货店、杂货铺、摊贩30余家,皮匠20余家,铜、铁匠各3家,银匠2家,机器缝衣店6家,牛肉馆2家,饭馆1家,专门卖酒的酒馆5家,理发店2家。那些来自四川、丽江、大理、鹤庆的汉、纳西、白等民族商人,从下关、丽江、永胜等地运进布、菜、盐、糖、针、线、粉条、成衣、帽子等日用百货及煤油,从永宁收购康藏运来的山货药材、沙金以及永宁的猪膘、猪油贩运到丽江、下关等地出售。

2.边远山区基本生活物资的供给进一步得到保障。那些远离区域市场的边远山区,日常生活物资的取得与供给都比较困难。随着丽江、鹤庆、中甸、大理等地商人为了收购山货药材等土特产,深入到这些区域,通过以物易物等多种交易方式,运来各种基本生活物资与之交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边远山区物资匮乏的窘境。

在怒江的贡山地区,由于碧罗雪山、高黎贡山、怒江等高山江河的阻隔,交通状况十分恶劣。这一带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民族日常生活用品供给一直十分困难。民国初期,丽江、鹤庆、大理、下关等地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迫使一些本小力弱的商人远走怒江的峡谷山区间,寻求一些人无我有的发展机遇。这些商人“先后运来大批腊肉、火腿、酒、盐、茶、土布赊销给贡山的坐商及小商贩,由他们运到独龙江和缅甸的拉打阁贩卖,并收购黄金、贝母、黄连、皮毛。”据说内地商人在年前后开始有常住贡山经商的,他们主要来自维西、鹤庆、中甸等地。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输入贡山的最重要货物依然是盐巴、茶叶、粗布和农具,以及针线、锅、铁三脚等日常生活物资。长期以来,贡山一带的独龙族刀耕火种时使用的基本是铁刀,近代时随着内地商人对贡山山区一带渗透的加强,经过藏族和纳西族两个民族的商人之手,铁斧开始输进独龙族山区,从而推动了独龙族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怒江地区福贡一带的商品经济发展要比贡山活跃,也较早形成了调剂余缺为主的上帕街市(年前后)。上帕街形成以后,吸引了丽江、大理、鹤庆、维西、剑川、兰坪等地商贩前来经营。福贡一带的黄连价廉质优,是商家争先收购的大宗物资,而商人们也从内地贩入食盐、布匹和农具,满足了福贡民众生产生活上的迫切需要。20世纪30年代时,内地市场上黄连价格大涨,更多商人进入到福贡收购黄连,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生活用品作为交易物资,对民众的日常生活生产了积极的影响。那时每市斤黄连值半开5元,大理土布每匹只值半开1.5元,1斤黄连可换3匹布,做两套衣服尚有余剩,所以有个时期当地的老百姓几乎都穿上了棉布衣服。抗日战争爆发后黄连价跌,当地民众的购买力也相对下降,于是又恢复到穿自种、自纺、自织麻布的时代,甚至由于商贩减少,连食盐的供给也一度难以保证。不仅怒江山区的各民族群众对商人的依赖加深,而且这些外来商人甚至成为这一地区市场的垄断者。“从内地来此旨在进行商业投机的白、纳西与汉族商人,分布于广大的怒江地区。他们进行谋取暴利的投机买卖,甚至垄断了某些居民迫切需要的日用品如粮食、盐巴、布匹之类的商品,待价而沽。”

中甸自清初滇藏商贸兴盛以后,一直是滇藏贸易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可惜年后,匪患频繁,盗匪如林,“昔之繁荣市场,顿成商旅裹足之荒地”。商人们或是破产,或是掩旗回乡。于是,地方商业的主导权自动落入了中甸归化寺之手,原来由鹤庆、丽江等地商人承担的市场供给者之角色,也转而由归化寺喇嘛商人所扮演。据记载,“解放前,中甸城的商人办货不是向喇嘛寺批发,就是向来往的马帮购货。所以喇嘛寺是中甸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如酥油的出口就是先集中在喇嘛寺。铁及盐也只有喇嘛寺才大批的有。尤其是氆氇与毛毡城中没有卖,非到喇嘛寺买不可,就是鸡蛋也只有喇嘛寺才有。丽江商人若买酥油、山货只有到喇嘛寺去才能买到多数的。喇嘛寺是进出口中甸货物的批发处……”归化寺里交易物资丰富,“在寺内什么东西都买得到,最多的是英国货、印度货”。归化寺不仅是一个类似市场性质的货物集散地,而且客观上也具备了平抑物价、调控市场、保障市场供给的经济功能。年,由于中甸与外界交通一时阻塞,市面上盐茶糖等主要生活物资一度十分紧缺,是归化寺放仓抛出了市场所需的储备物资,才得以平息了这场因物资紧缺引起的社会恐慌。年,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中甸时,中甸市面上无法为大军提供大量所需的补充给养,于是红军按照买卖公平的原则向归化寺求购,归化寺共售给红军斤青稞,以及大量的红糖、食盐等物资。

德钦梅里雪山脚下的藏族村落加郎村,虽然僻居滇藏交界边区,但因茶马古道上商人的远途贸易而受益,用歌舞的形式表达了吃上大理茶叶的喜悦之情,歌中唱道:“大理是个美丽的地方,洱海的茶叶香遍加郎,请将哈达和酥油收下,把我的歌声带回你的家乡。”歌中对那些奔忙于雪域高原,担负着藏区生活物资供给的商人们,充满了友善与谢意。处于怒江高山峡谷间的独龙族和怒族同胞中曾流行有这样一句谚语:“盐自东方来,人心向东方。”这句话的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独龙族与怒族同胞渴盼与外来商人进行交易的心情。而外来商人与当地民族群众间的这一商贸关系,犹如链环将边疆与内地联系在一起。“近代以来云南各民族之间,云南与祖国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更趋密切,没有哪一个少数民族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独自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这是近代云南民族经济的一大发展特征,而这种密切联系的缔造者,这一发展特征的铸造人,正是那些穿梭于高黎贡山、雪域高原各个民族村寨间的各民族商人。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辑：李全敏吴鹏贾淑凤

编辑助理：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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