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看白癜风的医院好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老姆登教堂俯视着谷底无声的怒江,显得格外宁静与平和。/摄影师周伟本文约字阅读需要约20分钟节选自《大横断寻找川滇藏》撰文、摄影/周伟一向阳桥(年)我被让到一张既短又矮的板凳前,近乎蹲着却有被视为贵客的感觉,人未坐定,一杯清澈的烈酒已经递到我的面前。我的周围是一群皮肤黝黑、穿着杂乱、不修边幅的男女。唯有正对面的中年女人与众不同——她端坐在一把年纪与她相仿的老藤椅上,神色傲然,叼着根一尺长的烟斗,猛抽几口,再把烟嘴在藤椅扶手上敲打敲打,以除却灰烬。一瞬间,烟雾遮挡了她的脸,散去时,我看到了她,黝黑粗糙而且消瘦,而她也正看着我,眼睛里的光,和善又神秘。她的一系列动作中,两侧耳垂上挂着的银饰发出轻且脆的声响,拨开周遭的嘈杂,让我印象深刻。她头戴青灰色的旧布帽,红黑搭配的褂子缀着花边,模样与神态宛若山寨里的女大王,庄重、淡定,透着些许威严。酒的清澈,却是个假象。端起来,混浊的酒糟味冲上来,一口下去,烧灼感从口腔立即充斥胸腔直到腹腔。“哦!一拉咻……”人群见一个陌生的外乡人一口干尽了他们递上的第一杯酒,顿时涌起兴奋的骚动—“一拉咻”是傈僳语“Q一口闷”的意思。“女大王”又给我满上。立刻,身旁一位中年男子举起杯向我示意,眼神迷离,羞涩又胆怯,我猜想他是要敬我酒。这时有人嚷道:“喝个同心酒嘛!”众人的鼓噪壮了中年男人的胆,他不由分说将我拉起,一手搂住我的肩,把他的脸紧贴着我的脸,另一只手举起酒杯压在我俩的唇上,慢慢倒下。酒一半进了嘴,另一半则在众人的推搡中泼在身上。▲和峡谷外面的世界相比,怒江的生活变化得太缓慢了。尤其是那些远离公路,赶一次集要花上一天时间的村落。/摄影师周伟杯中酒尽,人群再次发出欢愉的笑声。这是云南省怒江州府六库最热闹繁华的地方——向阳桥头一个平常的傍晚。是时,我刚刚放下行李,迫切地期望在天色暗淡前看一眼怒江。我打开随身的水壶,里面是我从大理带来的木瓜酒,酱红色的甜酒倒满了两个塑料杯,杯子便在人群中传递着,这些人大概难得有机会喝到这样的甜酒,人群中洋溢着一片赞美。我开始和他们磕磕绊绊地聊天。我对这个地方、这些人,充满了好奇,而他们普通话皆不精通,加上酒精的作用,往往答非所问。不过我还是弄清楚了,这些人并非闲来无事在这里喝酒取乐,其中的几个是常年在桥头摆摊做小买卖的傈僳人,包括那位“女大王”,他们大都是卖酒的—一种用本地的传统主食玉米拌和酒曲发酵后再经蒸馏的白酒,怒江人称之为“杵酒”。傍晚时分,相互熟识的傈僳人围拢在这里,卖酒的也不吝啬,倒出一杯,让人随意去喝,每人喝了一口便自觉传给下一个,塑料杯就在人群中传递着,直到空了,或许另一个卖家会慷慨地再次满上,然后继续。就在这杯酒传递中,“女大王”突然从瘦小的胸膛中迸出嗓沙哑而有力的歌声:依~依赛尼在此谷涅~霜多忙代付啊,朵~……在“朵~”低低的长音仍然延续的那一刻,另一个浑厚的男声突然跳跃八度,以铿锵的“依~”接上,就这样一层一层绵延咏叹,忽而低沉委婉,忽而高亢豪迈,跌宕起伏并且带着强烈却不恣肆的颤音。我被镇住了,心脏下意识地随着歌声的节奏收缩与扩张。听不懂傈僳语,甚至不需要弄明白唱词,我轻易就感受到歌中饱满的力量、悲怆和苦难—曲式具有强烈的叙事性,仿佛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垂暮之年向孩子们讲述发生在大峡谷中的古老故事,那些久远的、壮烈的,又是庸常绵延的生活,或从容,或汹涌地流淌开来—后来我在怒江行走得久了,也就明白了,这歌声和怒江的波涛是押韵的。在酒与歌的混合发酵下,桥头的聚会渐入高潮。男男女女已情不自禁地随着吟唱摆动身体,沉重的跺脚舞步很快成为歌声和谐的伴奏。一个身材颀长的老头显然已经半醉,舞步跌跌撞撞,他冲过来硬要拉我与他共舞,在我犹豫之间,“女大王”站起身用烟斗狠狠地在老人身上敲了几下,呵斥了一番,然后用生硬的汉语对我说:“他喝醉喽!”醉酒的老人并不生气,踉踉跄跄退了几步,继续陶醉在自己的舞蹈中。这场面一下子让我感受到这个大峡谷的与众不同。费尔迪·格罗菲(FerdeGrofe)那部气势宏大的《大峡谷组曲》在我的心中顿然失色—格罗菲对于大自然极尽所能的描摹和渲染,终究不能超越人类以自己的身体、以千百年的生存历史演绎出来的朴拙之声—人的存在,正是科罗拉多与怒江的本质区别,大自然的雄奇瑰丽,终究只是一个巨大的背景。这时,天色渐暗,沉下高黎贡山的落日散出最后的余晖,将峡谷上空稀疏的云染成红色,红得夸张而诡异。人群在歌声停止后渐渐散去,我漫步走上钢板桥面,伫立良久。我和怒江相识在地图上。我坐上火车,坐上汽车,一路西行,直到此刻。江水滔滔,它们终于也抵达此地,与我相逢。身体在空间里移动,是我此生不懈的追求,犹如桥下的浊浪,来自北方的高原,去往南方的大海,即便无人回应,也要怒吼着奔跑。余晖散尽,夜幕降临。桥面上,散步或赶路的人三三两两,不同分量压在桥面上,桥体随之产生不同幅度的摇晃,钢板嘎嘣作响。江上的水汽开始弥漫升腾,一扫白天的燥热,清爽中透着逼人的寒气。两岸星星点点的灯光,恍恍惚惚。这个生长在V形山谷逼仄坡地上的城市狭小而局促,视野尽头完全是黑魆魆的一片,唯有隐约的山形中反复回荡着低沉而有力的涛声,有节奏,却也时时凌乱。年7月末的这个夏日傍晚,当我第一次走进怒江,大峡谷如此为我拉开序幕。更多怒江的故事今晚的直播里我将一一讲述二白汉洛(年)“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让探险家和摄影家找到动心和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色?我想不会是别处,只能在至今无人涉足的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的察龙山脉。这些河流不仅是把高原平地改变成了峻峭的山峦,而且形成了终年不见阳光的深渊,以及从来没有人类涉足过的无路可行的大峡谷。这些深壑中,怒江、澜沧江和长江把2万英尺(米)高的山峦切开一个个口子,使它们有道通向大海。这三条大河的源头都是由北向南,并行地流下……形成三江并流的壮观。”当约瑟夫·洛克(JosephRock)提笔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脑海里闪现的一幕,或许是当他率领美国地理学会云南探险队徒步翻越碧罗雪山,进入怒江流域的那一刻:远山层峦叠嶂,山谷中的台地上,数座民居簇拥着一座小教堂,钟声响起,余音在空谷回旋良久,最终沉寂。在此之前,洛克的队伍从丽江出发,经过石鼓、巨甸,翻越白马雪山,进入澜沧江流域的维西,然后溯江而上,抵达阿敦子(今德钦)。经过权衡,他决定从茨中村对面的传统古道翻越碧罗雪山,继续怒江流域的行程。在茨中村作短暂的休整之后,队伍溜索渡过澜沧江,前路崎岖狭窄,马帮已不能前往,洛克于是雇用了14名背夫运输物资,才得以进入怒江流域。毫无疑问,他的这次探险之旅恰好横穿了三江并流的横断山区。孤僻而高傲的洛克虽然不是第一个跨越横断山脉和进入怒江流域的西方人,并且也不是第一个提出“三江并流”概念的科学家,但他毫无疑问是第一个对这一区域进行拍摄、并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报道的探险者。在洛克之前,有法国人亨利王子(HenriPhilippeMaried’Orléans)于年1月初,率一支探险队从越南河内出发,进入中国云南省,探查湄公河(即澜沧江)流经中国的状况,跨越了红河、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及雅鲁藏布江五大水系,于年12月24日到达印度萨地亚。比洛克在滇西北的探险更早,同是植物学家的英国人弗朗西斯·金敦·沃德(FrancisKingdonWard)也踏上了这片西方视野里的处女地,事实上,洛克的队伍中有几位正是当初沃德的助手。沃德早在年就来到中国,年开始进入云南探险,正是他发现和提出“三江并流区域”的概念。他在《神秘的滇藏河流》一书中写道:“有证据表明,喜马拉雅山系从前远远向东伸入中国内地,也许因为地壳运动,也许因为河流在其源头的切割,山系发生了断裂。不管怎样,在东经95°~°、北纬27°~30°的狭窄地带,几条西藏大河都改变了流向并且彼此相距很近。它们挤在所获得的狭窄空间里,从群山之间滚滚流过,这就意味着那列东西向的分水岭中出现了一个缺口。”“在某个地点,三条河流相互间的距离应当在80.5公里以内,中间的湄公河(澜沧江)与长江(金沙江)相距45公里,而与萨尔温江(怒江)相距32公里,这是世界地理上的奇观之一。”现在我们掌握更精确的数据,三江并流最窄的地段,东侧金沙江与西侧怒江之间的直线距离为66.3公里,怒江与澜沧江最近处仅隔18.6公里。年,三江并流荣登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名录。90年后,这位外国探险家的发现,终于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比起19世纪以来穿行此地的冒险家、传教士和科学家前辈们,洛克幸运地站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这个平台上,将他的所见所闻介绍给世界,他也借此而闻名于世。白汉洛的闻名,不仅因为它是由澜沧江跨越碧罗雪山、抵达怒江流域古道的第一站,更主要的原因是村里的天主教堂。天主教在年已经开始在怒江大峡谷传播,传教士们凭借顽强的意志,或者说信仰的力量,先后在贡山的秋那桶村和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的崩高村建立了教堂。这两个村子位于梅里雪山转山道上,传教士或许正是沿着藏族人的转山之路进入怒江流域。但因为藏传佛教势力的抵抗,传教布道并不顺利,甚至还发生了流血冲突。在年9月发生的教案中,年仅30岁的传教士迪朗·皮埃尔·玛利·加布里奥(DurandPierr-Marie-Gabriel汉语姓名:吕项)在溜索上被开枪射杀而殉道。尽管如此,天主教在滇藏交界的深谷中还是占领了一席之地。年,白汉洛教堂在任安守神父的主持下开始建造,神父从大理剑川请来了木匠、石匠、画师、雕刻工匠,把这座教堂建造得精美壮观,顶棚的弧形穹顶上画有各种圣经故事。教堂于年落成,据传可以容纳人,无论是规模和精美程度,大概都是怒江大峡谷里无以匹敌的建筑。遗憾的是,年的夏天,在又一轮冲突中,白汉洛教堂被普化寺(位于丙中洛)的喇嘛率众烧毁。洛克抵达白汉洛的时候,教堂利用清政府的赔款已经重建,巴黎外方传教会先后又增派了6位神父来贡山服务。洛克见到了安德列神父(GeorgesAndre),神父盛情款待了洛克和他的探险队,洛克在报道中这样描写安德列:“从11月到次年5月,大雪封山,他完全同外部隔绝。从这里向北走两天是藏族的禁地,向南走两天是傈僳族的领地。我们受到盛情款待,他无私地拿出园中的蔬菜和储存的食物同我们分享。很难同他说再见。他留下来面临的是同严冬的搏斗。”安德列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腥风血雨,他心灰意冷,选择加入传教队伍来到中国,逃离西方来到这个地方,寻求精神的宁静。某种程度来说,洛克也是从西方逃离而来,他们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和愤世嫉俗的性格或许产生了共鸣,洛克因此喜欢上了这个仅有18户人家的村子,尤其是那位略显忧郁的神父安德列。安德列神父也是直至今天仍然为白汉洛后人所敬仰的传教士,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修路、架桥等公益事业,为打通荒蛮峡谷与文明世界的通道而穷尽生命,先后修通了三条翻越碧罗雪山的人马驿道:白汉洛到茨中、白汉洛到永芝村以及腊咱到维西的岩瓦村。他经常徒步往返多公里去传教,百姓对他评价很高,还先后在茨开(县城所在地)查腊、捧当修建了教堂,使天主教在这一片峡谷地域获得广泛的信仰,并流传至今。安德列坚守在白汉洛直到年被驱逐出境,据说被遣返后,他精神失常,抑郁而终。三知子罗(5年)知子罗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村子,当地人仍然习惯叫它“碧江”,它也是众多旅行者传说中的“废城”。我在江边乡政府所在地匹河一直等到傍晚,才搭上一辆农用车,摇摇晃晃地爬上了这个海拔0米的地方。同车的有十来个人,都是本村的,车子停下没多久,人便四下散去,宽阔的水泥街道突然空旷得有些令人不安。知子罗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是碧江设治局的所在地,怒江州的州府和成立于年的碧江县府,以及驻军部队的团部都设在了这里,知子罗就此变身为碧江,成为怒江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州府逐步搬迁到现在的六库,知子罗依然是碧江县的县府所在地。如今村中所遗留的建筑,大都建于20世纪70年代,而知子罗的村民依然用当年建筑的所属单位来介绍自己的住所—“县委大院”“粮食局”“武装部”“新华书店”诸如此类,一个城市才有的机构都成了“我家”,乍一听还真有点滑稽。这个曾经辉煌的村落,在年9月20日至10月6日遭受连续半个多月的大雨后被改变了命运。当时碧江遭受了60年来罕见的特大洪灾,山洪和泥石流冲毁了房屋千栋、桥梁百座,电站、农田被毁,还造成23人死亡。县城南北分别出现了多处滑坡,最长的达50米,下陷1米多。之后,经过专业部门的勘测发现:碧江县城内有三组滑坡梯,内部结构复杂,县城处在风化带、地震带和滑坡带上。这个结论直接导致了年碧江撤县,将原有辖区分割归属泸水和福贡两县。知子罗于是成了一座“废城”。而附近的一些村民,则被安置到“县城”中那些青砖灰瓦、结构牢固的大楼里面。据说,当年搬迁时,政府给了不少补贴,有些人看重“县城”里坚固结实的房子和方便的交通而趋之若鹜;也有些人因为搬迁后,土地将有所减少而犹豫不决。知子罗原先是一个怒族村,而搬迁进来的大都是附近村子的傈僳族人,再加上原先在老碧江县工作,因各种原因而定居下来的白族、汉族人,知子罗成了一个多民族混居的村落。如今的知子罗村,依然保持着30年前碧江县城的格局,原县图书馆是一座3层八角楼,兀立在村口,从空荡荡的楼上可以俯瞰怒江,于是被旅行者命名为“望江楼”—这也是村中唯一未被村民占用的“老建筑”。而村子里其他机关单位,已经完全是当地人的民居了,有少部分已经破损倾斜,甚至毁于火灾。而所有房子的室内,一个火塘居于屋中,原先雪白的四壁已经被烟熏得乌黑。方正的院落内堆满柴草,家禽牲畜游走其间。我一直对于知子罗这样一个小村子在怒江历史中的突出地位抱有不解:这个位于碧罗雪山半山坡的,并不十分平坦,而且还处在一个地质灾害层的小村子,何以承载如此重要的历史使命?我在知子罗的朋友阿周,很快为我解开了疑惑。阿周告诉我,从知子罗往东,翻过碧罗雪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澜沧江边的营盘镇,这条路一直是进出怒江的古道—兰坪的井盐、牲畜、日杂用品由此进入怒江,怒江的生漆、核桃等由此运出。当年州、县政府还在知子罗的时候,公路已经修到了垭口,但是碧江县一撤销,这条路就再无人问津了。原来在近现代历史上,知子罗位于这样一个交通要塞,而随着碧江撤县,从永平县瓦窑翻越碧罗雪山抵达州府六库的公路和从六库通往怒江上游贡山的公路相继修通后,知子罗就彻底被边缘化了。而这条交通线,正是古代怒族、傈僳族西迁进入怒江流域的迁徙之路中重要的一条通道。怒江的人类史就是一部迁徙的传奇。虽然一般认为怒族是怒江最古老的居民,但在怒族的四个支系—若柔、怒苏、阿怒、阿龙当中,也只有分布在贡山县北部和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的阿怒支系和分布在福贡县上帕镇、鹿马登乡和架科底乡的阿龙支系流传有创世传说。研究和调查表明,这两个支系当中也有一部分是早期迁徙而来,并与当地居民较早融合。即使是目前生活环境依然封闭和独立的“独龙族”,也是滇藏古道上最早的迁徙民。知子罗所在的匹河乡是一个怒族乡,正是“怒苏”支系的聚居区,这个支系是从古代氐羌部落群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大约从隋唐时期开始,由四川凉山地区和云南丽江地区逐渐西迁到兰坪澜沧江两岸,最后进入怒江。据《福贡文史资料选辑》记载,年的时候,生活在匹河乡普洛村的一位怒族老人仍能背出64代的怒族家谱,并称他们是在传到21代时,从今天的兰坪县梅洛衣地方搬迁到怒江峡谷的,进入怒江也有43代的历史了。▲知子罗之“废”,是怒江人迁徙史中的一个转折。而这个迁徙之路中曾经的美好家园,从繁华中淡出,却并未彻底沉寂,人来人往,它已成为徒步旅行者的天堂。/摄影师周伟如今,怒江州超过一半的人口是傈僳族,更是地地道道的迁徙民族。据史料记载,傈僳族最早漂泊流浪于青藏高原,也属于古氐羌部落。“栗粟”一名见于史册,始于唐代的一部记录当时南诏统治区社会风情、山川地理状况的著作《蛮书》,书中记载:“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城(今冕宁县),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也就是说,傈僳族和一部分怒族当是同源的,但根据傈僳族老人的口传,傈僳族大规模迁居怒江流域仅仅三四百年,显然较怒族要晚。史料对于傈僳族大规模西迁怒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吐蕃与丽江木氏土司为争夺对维西、德钦和中甸等地的统治权,持续进行了80多年的战争,被沦为木氏土司农奴的傈僳族人,因不堪兵丁与劳役之苦,在氏族首领刮木必的率领下,大约在年至(明嘉靖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年间,从金沙江过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抵达原碧江、福贡一带。19世纪以来,傈僳族还是因为战争的缘故而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西迁,直到20世纪初,才告一段落,傈僳族的18个氏族先后进入怒江。怒江人的迁徙史,我在知子罗的一次葬礼上再一次得到感性的认知,那是5年的冬天。死者是当地的一位傈僳族人,早年参加工作成为邮电系统的线路维护员,很长时间内由他一个人负责从知子罗到碧罗雪山垭口的长途电话线路的维护。和许多傈僳族一样,这位老人也是嗜酒如命。虽是因肺结核而亡故,家人和邻居却都异口同声认为是滥饮的缘故。灵堂设在死者家宽敞的厨房中,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布置。围着死者的遗体坐了一圈人,不时有妇女哀号一阵。屋内另外坐了两圈人,都是来吊唁的亲朋和村子里面帮忙的人,他们就在这灵堂中烤着火闲聊,不久又开始喝酒,只用一只碗。如我先前所见,每人喝了一口便传给下一个,一批人走,一批人来,两圈人始终不散,酒也始终不断。人们会谈论死者生前的生活,却并没有太多的悲伤。知子罗已经来过多次,村中很多人都认识我了,我也被拉着喝酒。不久,“哦嗬~”一个长音打破了室内的嘈杂,人们皆屏气静听。一群男子围着死者的遗体,手拉着手边唱边跳了起来,仅仅“哦嗬~”那一声,就足以令人感受到即将开始的灵歌将是多么深沉和浓郁,一队人一边顿足控制着节奏,一边携手前后摇摆,整个队伍也在屋子中左右移动。一位长者起了头,其余的人便齐声相和,歌声一扫室内先前的喧闹和娱乐的气氛,立刻让整个房子显得凝重和哀伤。我站在他们身后,试图把这歌声录下来,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手被舞蹈中的一个人拉起,于是自然地加入其中,我听不懂,更不会唱,只是跟随他们简单地摇摆和顿足,我闭上眼睛,歌声便进入心扉:我觉得在这样贫瘠的峡谷中,再没有更好的东西来表达他们对于死者的哀思了。跳了一段之后,歌舞在长长的低音中结束,参与跳舞的人,两两结合喝上一碗同心酒,人们的情绪再次从悲伤和哀悼中苏醒,甚至包含着些许释然与快乐。这样的歌舞每隔半个多小时就会继续一次。这灵堂中的歌舞,当地人称为“跳丧歌”或者“送魂歌”,曲调运用的是傈僳族传统的“摆时”调,而内容就是一部长篇史诗,描绘死者的亡魂回归祖先居住地的旅程。村中长者告诉我,歌曲从怒江岸边唱起,经过河谷森林,翻越碧罗雪山回到祖先的发祥地。歌曲把经过的地点描述得非常清楚,很多地名如今依然在使用中,并且一路求告山神、树神、水神和各种动物,保佑亡灵顺利回归,因此怒族人也称之为“指路歌”:……翻过碧罗雪山往东走一程就到澜沧江边再从澜沧江顺江北上就到达山格拉地方你就会看见阿祖阿爷在的地方阿祖阿爷会来接你记住别走错了路别走迷了路……在原碧江县、福贡县的傈僳族、怒族乃至白族的支系勒墨人当中,至今都保留有类似的丧葬歌舞,虽然歌词略有不同,但大体内容是一致的,歌曲所演绎的亡灵回归之路,其实正是傈僳族、怒族祖先的迁徙之路。从知子罗通往澜沧江流域的古道,仅仅是迁徙之路中的一条,在怒江州的境内,通往东方的蜿蜒山路有无数条。我试图更深入地去了解这些形态各异的文化烙印,于是做了几次徒步旅行,包括沿怒江而上,进入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乡,探访那里的怒族村寨龙普和松塔;由贡山县城翻越高黎贡山进入独龙江,并沿江而下直达中缅边境;由贡山县的白汉洛村出发,翻越碧罗雪山抵达澜沧江畔的茨中村……如今,这些迁徙之路已经少有当地人行走,反倒成为徒步旅行者的天堂。碧江之“废”,似乎成为一个节点,一个迁徙史中的转折点。知子罗,就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下,显得异常突兀。四老姆登(年)清晨7点,老姆登教堂的执事约翰,准时敲响了教堂广场上那个用废喷雾器做成的钟。钟声清脆,伴随着峡谷阴凉的微风,传遍整个村子,余音悠远,在峡谷之中久久弥漫……渐渐,朝阳从背后的碧罗雪山喷薄而出,把对面高黎贡山巅的积雪映成金黄,红色的云一扫峡谷的清幽,教堂却在这冷暖的对比间俯视着谷底无声奔腾的怒江,显得格外宁静与平和。这一天是平安夜。而教堂的伙房里,义工们早已忙得热火朝天,他们从凌晨4点就开始忙碌了。义工都是作为东道主的本村信徒,他们各有分工,女人们一般负责拣洗的活计,男人则负责杀猪、配菜以及炉灶上的工作。厨房里一排六口大锅,炒菜师傅多是年轻小伙儿,直接就站在灶台上,用近乎铁锹的锅铲进行翻炒。墙外,几个女人负责给每个炉膛添柴,因为灶与炉膛隔着一堵墙,往往有人在墙里墙外跑来跑去传话。厨房一角,蒸米饭的笼屉垒了一人多高,氤氲弥漫,昏暗的灯光下,影影绰绰里,欢声笑语却是不绝。这是我第二次踏进怒江,特地来参加和拍摄当地基督徒的圣诞节。因为是宗教活动的缘故,我慎重行事,先是和先前结识的朋友阿周说明我的意图,请他帮忙通融。他不是基督徒,除了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外,其他一无所知,但很热心地打听了情况,在圣诞节开始前两天的午后,专程陪我从知子罗徒步到老姆登拜访教会的长老阿坡。事情自然十分顺利,但实际上,即便我独自背包来到村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并且自由拍摄。怒江的基督徒每年有三次重要的节日,4月的复活节、秋收后的感恩节和年末的圣诞节。这些节日里,一个大村下属的教会选择一个教堂集体聚会,每个教堂轮流做东承办活动。老姆登所属的匹河乡却是整个怒江峡谷最特殊的,也不确定何时开始,匹河怒族乡一直是全乡集中在一个教堂过圣诞,所以,今天全乡的信徒们要齐聚这里,共度为期三天的圣诞节。老姆登是匹河怒族乡中一个较大的村子,在遍布云南怒江两侧的山坡与河谷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教堂中,老姆登教堂是原碧江县的第一座,始建于年。据村中长者回忆,当时教堂建了三次才建成,前两次刚刚建成就被设治局派兵给拆毁了,甚至还把教会的三位负责人也抓了起来,后来在外国传教士的干涉下放了人,教堂也终于落成。此后,这里一直是原碧江县教会的培训基地和圣诞节活动的举办地——圣诞节是怒江基督徒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当年全县的信徒都会集中到一个教堂过节,而从年落成到年的20多年间,老姆登教堂先后8次承担了这种荣耀。遗憾的是,旧教堂在年的运动中被拆毁了,直到年恢复宗教自由,老姆登教堂才得以重建。在后来的20多年中,教堂又先后重建三次,从木草房到土砖房,规模不断扩大。年的圣诞节前夕,一个能够容纳千人的大教堂在峡谷傲然矗立。怒江的基督教堂,基本和民居相似,没有太多的装饰,老姆登教堂委实算不上雄伟,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都是大峡谷里最大的一座,更是最耀眼的建筑,加上他特殊的历史地位,老姆登教堂逐渐声名远播。午后,从怒江两岸崎岖的山路上,成群结队的怒族人背着蔬菜、大米和铺盖,女人用背篓背着她们的孩子,像是听从了一个统一的号令,往老姆登的方向移动。居住在河谷公路沿线的人们因为交通便利,也许会成群地挤在拖拉机上,“突突突”地向着半山腰的老姆登爬来。而那些生活在对岸的人们,则要踏着摇摇晃晃的悬索桥,或者把自己挂在一根钢索上,飞过冬季清澈碧绿的怒江,再沿着山坡的老路蹒跚而来。那些鲜艳的怒族服饰也定然在午后的阳光下熠熠闪烁。这一刻,假如从天空俯瞰,怒江的绿水和彩色的人流,一定交织成一幅奇异的景观。▲傈僳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除了结婚、盖房或收获等重要时节外,圣诞节期间也会纵情歌舞。/摄影师周伟当一队人马抵达村口,会有组织者招呼大家排着队,一个接一个从教堂前悬挂着傈僳文“庆祝圣诞”横幅的“生命之门”下走进,而老姆登教堂作为东道主,则会组织十几名信徒在“生命之门”边,高唱一首赞美诗以示欢迎,歌毕,东道主与来客一一行握手礼。他们神情肃穆,举止庄严,洋溢着与环境颇不相称的优雅。来客很快又散往村子里,他们事先都约定好在某个亲戚或朋友家借宿。其实,此刻村子里家家户户已大门洞开,即使互不相识,也可相邀投宿,节日里,人们以招待客人为荣。当夜幕降临,在峡谷漆黑的天幕中,被昏暗的光芒勾勒出来的教堂,似乎就是浩渺世界的一个天堂。顷刻间,从教堂中传出宏大而富于层次的歌声,层层叠叠冲向云霄,一首接着一首—初到怒江的人,没有不被那些散落在峡谷两岸大大小小教堂中飘扬出来的赞美诗所震撼的,而这平安夜的宏大歌声更是无与伦比。怒江,再一次用声音牢牢地把我俘虏。平安夜里除了正式的祈祷活动以外,主要就是唱赞美诗。先是集体的合唱,再就是匹河乡9个村、37个教堂分别上台表演,而表演的内容也仅是赞美诗。这样的平安夜似乎太单调了,但当圣诞节在都市已经退化为购物和狂欢的节日时,如此朴素的内容与方式,恰与这峡谷自然融合在了一起。此后的两天中,信徒主要是聆听布道和表演赞美诗。第三天的下午还在玉米地里开展文体竞技活动,诸如爬杆、绑腿跑步、蒙眼敲锣等。这些都是原来怒族人新年的娱乐活动—这显现出基督教在传播中强调的本土化策略,在一定限度内宽容文化上的融合。第四天的上午,在最后一次聚餐结束后,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刻。教会的几位负责人站在“生命之门”的一侧,与所有的信徒一一握手,每个人的口中念叨“花花(平安)”,上千人的告别仪式,嘈杂而有序。人们的脸上一扫宗教原本的肃穆,洋溢着节日的喜悦。很多老人、妇女,还有一些不常出门的男人,在行握手礼的刹那都会显得局促或羞涩,这让我坚信:他们虽然贫穷,但澄明而欢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上前来与我握手,那些能说些汉语的立即就邀请我去他们的村寨做客,我仿佛是他们久违的一个老朋友,是和他们团聚在一起的一分子。是啊,圣诞节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峡谷里、联络沟通都需要艰难跋涉的人们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团聚,是身体的,更是心灵的—峡谷的生活是单调的,但身体的团聚,可以感受温暖;心灵的团聚,可以抵御寂寞。两年后,我从繁华的都市逃离,再次于圣诞节前抵达怒江。这次匹河乡的圣诞节是在位于谷底公路旁的子楞河村举行的,这个村只有一个仅容纳二三十人的小教堂,人们就在冬季撂荒的稻田里临时搭建了一个露天教堂。这个平安夜,天空不时飘起蒙蒙细雨,信徒们或撑着伞,或披块塑料布,依然席地而坐,上千人的混声大合唱《哈里路亚》冲破雨雾,在漆黑的峡谷中久久回荡。我从此相信,当赞美诗在峡谷中升起又落下,即便是高山峡谷般跌宕起伏的心绪,也能被这纯净之声抚平。▲年12月24~26日,匹河乡的信徒们聚集在老姆登教堂,欢度圣诞节。每天活动开始之前,都要合唱数首赞美诗。/摄影师周伟五里吾底(年)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被抚平的首先是百年前怒江人的心—能够抚平这些刀耕火种、狩猎捕鱼的剽悍民族灵魂的,往往只是一些人、一些事。年4月的一天,位于怒江西岸的里吾底村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人们围拢在教堂前的平地上,一首接着一首唱着宁静平和却蕴涵着炽热情感的赞美诗,人群中不时传出阵阵哭泣。通往里吾底的路上,傈僳族和怒族人从几里、几十里外的村落急急赶来,他们步履急切、心情沉重,妇女们眼含着热泪,不时仰望传来哀歌的地方,呼喊着“阿子打~阿子打~”。山路上,还有一位西装革履的西方人,他头戴一顶盔式礼帽,行色匆匆,面色凝重。他便是当时的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在碧江的负责人阿兰·库克(AllynB.Cooke)牧师,汉语名字叫杨思慧。“阿子打”便是阿兰·库克牧师的妻子伊丽莎白(LeilaR.Cooke),生活在怒江的人们记不住来自遥远国度的人长长的姓名,朴素地用自己的语言称呼他们—牧师叫“阿依打”,意思是尊敬的大哥,而“阿子打”则是尊敬的大姐。现在,被他们尊称为“阿子打”的女性,宁静安详地躺在担架上,被人们安放在教堂前的空地中央,悲伤的人群一层一层围绕着她。当阿兰·库克终于抵达教堂,俯身匍匐在妻子面前,整个里吾底刹那间沉浸在一片无法抑制的恸哭之中。人们哽咽地向牧师讲述他的妻子生命最后时刻的情形:就在前几日,阿子打徒步去江东的南安甲村教堂布道,走到半路上就感觉肚子不舒服。南安甲村在里吾底江对面,需下到江边然后溜索过江,再往山上爬。那一日,许是下着雨,路途越发艰难,就在阿子打抬手拿起雨伞的刹那,刚刚做过手术的刀口破裂了。人们急忙将她搀扶回里吾底村,但丈夫阿依打正好外出,阿子打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刀口持续发炎,没几天便离开了人世。人们抬起阿子打的遗体,缓缓走向教堂上方不远的一棵核桃树下,那里正是阿兰·库克夫妇的菜园,现在却是妻子最终的归宿了。赞美诗伴随着恸哭再次潮水般响起——而阿子打已经无法再听到这些曾经是她亲自教唱的歌曲了,她也不知道丈夫此刻已回到自己身边,正为她做最后的祷告。阿兰·库克神情肃穆却没有流泪,也许在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把生命留在这里的打算,但他的内心定然充满内疚,在妻子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能够陪伴在她的身边。而眼前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妻子,却在20多年里一直陪伴自己在中国、在傈僳族人当中、在这偏僻荒蛮的峡谷中,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并且成为自己传道事业最为得力的助手。阿兰·库克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毕业于洛杉矶圣经学院,年他作为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年在云南大理被按立为牧师,年开始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傈僳族聚居区从事传教事业,先后在木城坡和临沧地区耿马县福音山传教了10多年,之后于年和妻子一起来到里吾底村。第二年里吾底教堂落成了,这座由四根粗壮的栗木支撑起来的高大建筑着实震撼了当地的傈僳族人,它四周均为冲土墙,顶上还覆了杉木板,据说可容纳千人。这里自然成为基督教内地会在碧江传教的中心。对于大多数傈僳人来说,阿兰·库克夫妇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再喝酒赌钱,不再因为从天而降的病灾而杀牲祭鬼以致于不堪重负,他们开始学习洗脸、洗脚,学习以握手的方式表达问候……尤其是阿子打,用友付夺老人的话说,“她是我们的老师、卫生员、接生员,还是裁缝……”从并不翔实的史料和口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阿子打应当是一位和蔼可亲、多才多艺的女性。她穿傈僳族人服装,多数时间都在教孩子们学习傈僳族文字,给病人看病,为妇女接生。阿子打亲手接生的史富相,少年时代也跟阿子打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家干部,他回忆道:“阿子打是位和蔼可亲的女牧师,也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好医生,能说一口流利的傈僳话。每到礼拜天,是阿子打最忙碌的时候,信徒群众因病要药的人特别多。但她从不急躁厌烦,总是耐心地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看病、给药、打针。平时群众患有疾病或妇女生小孩,只要喊到她,不论白天黑夜,她都去病人家看病。她对小孩子怀着一片慈母之心,每年都主动召集家长,为他们的小孩种牛痘或打天花预防针……她还经常举办妇女培训班,传授妇幼卫生常识,包括如何操持家务,如何待人接物等方面的内容,使当地的傈僳族妇女受益匪浅。”传教士们都有不凡的音乐修养,每到星期天或者闲暇的时候,阿依打演奏小提琴,阿子打弹奏风琴,贾牧师吹圆号,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型乐队,既自娱自乐,也给傈僳族人带来愉悦。事实上阿兰·库克夫妇在音乐上都有非凡的造诣,阿兰·库克熟谙乐理,对圣乐尤其精通。当他们还在木城坡教会时,得知有两位擅长傈僳族调子的老妈妈,便主动上门请教,并一一记录。在搜集整理傈僳族歌曲过程中,他们发现傈僳族调子中的句式和《旧约全书》里“箴言录”及“大卫诗”的句式很接近,于是他们就按照傈僳族人的对偶句式把赞美诗填进去,并创造了与汉文简谱不同的傈僳简谱。经过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在20世纪40年代编辑出版了傈僳文混声四部的《颂主歌曲集》,多首歌曲中,除了阿兰·库克的创作,还有许多改编自苏格兰民歌、美国民歌和西方圣乐中的经典作品。和阿子打善于与傈僳族人打成一片不同,阿兰·库克则近乎是一个学究。他一向西装革履,严谨有序,这种气质帮助他完成了传教生涯中最具历史价值的事情—他继承前辈初创的事业,在妻子和傈僳族助手摩西等人的协助下,将《新约全书》全部翻译成了傈僳文。傈僳族和怒族历史上并没有文字。20世纪初,内地会在云南滇西的总负责人傅能仁牧师开始在傈僳族地区传教的时候,就萌发了创制傈僳文的念头。年,他与缅甸籍的巴东牧师商讨,决定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法创制傈僳文。他们各自设计了一套方案,在傈僳人当中进行运用试验,最终于年定稿。这套拼音文字,运用原有的26个拉丁字母和14个倒置或翻写的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基础,具有单音节多,易读、易写、易记的特点,很快就为傈僳族人所接受。▲傈僳文《新约全书》/摄影师周伟这套文字创制成功后,傅能仁和巴东就开始联合试译《约翰福音》,到年在阿兰·库克手上完成,前后历经17年。在最后定稿的时候,阿兰·库克夫妇邀请傅能仁牧师来到里吾底一起进行审定。遗憾的是,此后不久,摩西和傅能仁牧师先后去世,都没有能等到它最终出版的那一刻。阿子打在自己的回忆录《傈僳人旺丽和傈僳文圣经》中写道:“我们离开南方福音山,来北方怒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北方傈僳族地区信教人数逐年增加,他们要求我们传授圣经知识,同时还未入教的人也很多,还需要做宣传布道工作。另一个原因是北方傈僳族聚居区能学到真正的傈僳语,因为那里是地球上傈僳族聚居最多的一个地方,没有住着汉族人,他们所说的傈僳语中没有夹杂着汉语,这对我们圣经书的翻译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阿兰·库克举家来到怒江里吾底村,在此传教十余年。/摄影师周伟傈僳文《新约全书》和《颂主歌曲集》凝聚着阿兰·库克夫妇共同的心血,而这两本书也是以傈僳文为载体的巨著,至今仍然被傈僳族人使用。那教堂中的布道和歌曲,也正是我在怒江旅行中听到的最纯净和神圣的声音—这文字,这歌声,毫无疑问融为傈僳族民族文化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六独龙江(年)中巴车在峡谷中行进了两个多小时,时而微雨,时而云雾,公路、森林、山谷乃至倏忽后退的行人如水洗过般洁净,是的,的确都被水洗过,包括车最终停下的小城。没有比雨季的变化多端更合适用来镌刻对这个大峡谷的记忆了—中午鹿马登的“街子”还是阳光惨烈,下午,车过福贡县马吉乡,不知不觉晴转绵雨,植被茂密葱茏,浑黄的怒江,作秀般时隐时现。车就在雨雾交加的丛林间穿行,抛下变幻的风景,奔向越来越浓重的神秘。茨开镇,贡山的县城,位于高黎贡山半山腰的一个缓坡之上,俯瞰着怒江蜿蜒而过。这与六库和福贡县城上帕地处怒江两岸不同,空气潮湿、清凉,一扫谷底的闷热。所谓县城,不过是东部发达地区20年前的一个集镇规模,机关单位在山坡上见缝插针地排开,高低错落镶嵌在河谷之中,开门见山是所有建筑的共性。傍晚,雨停了,从旅馆的窗口远眺怒江,晚霞罩住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夹峙的峡谷,与浓重墨绿的山形产生强烈的对比,似柯罗的风景画,充满暗示—这已是怒江大峡谷的最深处。“公路不通了吧,听说好像是又塌方喽……”我在街上闲逛,同时打听独龙江的交通状况,一位餐馆老板回答我。餐馆、装潢店、杂货铺大多是云南大理或保山人开的,要么就是四川人,少有本地人做这些小买卖。有一间门面极小的打字复印店,店主是个来自温州的小伙子,我颇为佩服这些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在这样的边陲小镇也能落地生根。我计划翻越高黎贡山,徒步进入独龙江,这是我第一次怒江之行的重点,而前十多天在峡谷里停停歇歇的漫游已经让我接受了一个现实—怒江漫长的雨季将使我的旅程充满变数。被誉为“东方大峡谷”的怒江,一年被分割为特征鲜明的雨季和旱季,每年4月到10月是雨季,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沿着河谷蜿蜒北上,在大峡谷被青藏高原的群山挡住,北方的冷空气也来搅局,天界的混乱不亚于人间,于是雨、雾和阳光交替把持着逼仄的山谷。大多数的时候,峡谷弥漫着浓重的雾气,或者绵密的细雨无声无息地拉着长线,从天幕垂到谷底。倘若起风,云翻雾滚,雨滴骤急,阖夜不息。每年另5个月是旱季,雨水较少,早晚温差大,这时寒流占据上风,大雪常来光顾,从而阻断交通。我将要探访的独龙江流域,过去每年10月之后就鲜有人进出,一旦大雪封山,里面的人就要待到来年的春天才能出来,冒险翻越雪山的,往往不测。有时四五月份也会突降大雪,所以徒步进入独龙江最好的季节在7~9月,然而这时段正值雨季,独龙江流域降水量更大于怒江,或凄风冷雨,或潮湿闷热,也是蛇虫蚂蟥之类最活跃的时节。餐馆老板所说的公路,就是连接贡山县城与独龙江乡的“独龙江公路”,早在年6月就已修通。这条全长96.2公里的县乡公路投资近亿元,历时4年。公路穿越高黎贡山茂密的原始森林,有一半路段位于常年降雨、降雪带,雨季长达9个月,山石、土壤长期经雨水浸泡,地质状况极不稳定,塌方滑坡是这条公路的家常便饭。修通的几年中,每年雨季来临之前都要对公路重新修整才能保证通行,尽管如此,还是经常因塌方而断路。或许正因如此,提到这条路,人们都嗤之以鼻,认为花了那么多钱,每年还是问题不断,不能顺利通行,肯定质量有问题。我暂时把公路放下,全力准备徒步的事情—所有的资料都指向变化无常的天气,危险的道路,当然还有不到险峰看不到的风景,我决定在没有找到同行者之前,找一个向导带路。我在大街上偶遇县委办公室的王主任,闲聊了片刻,他答应帮我打听。第二天一早,一个小伙子就来客栈敲开了我的房门。“老路现在很少有人走了,好多地方的路都看不清了。”阿迪,20岁左右,独龙江里的独龙族人。他的父亲是政府公务员,他自己已在县城生活了多年,只是偶尔回到独龙江。从县城到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巴坡的人马驿道,公路通车后被称为“老路”。进入独龙江的古道历史上主要有南路、中路和北路三条,分别从现贡山县的南、中、北通往独龙江相应的村寨。现在所谓的老路是在原来的南路古道基础上整修的,年12月开工修筑,当时动员了当地驻军和民工共多人,历时10个月,于年10月竣工,将原来的人行步道拓宽整修、架设木桥,使之成为可通行马帮的人马驿道。当年10月17日举行通路典礼,首次,数百匹骡马组成的马帮进入独龙江。因独龙江地处边境,这条65公里长的驿道,也是重要的国防通道,实为一条特殊的国道。如今,老路相对于公路来说里程短,沿途风景殊异,成为徒步者的天堂。我和阿迪相谈甚欢,对于第一次走进怒江的我来说,他提供的任何信息,都可以丰富我对独龙江的认知。他后来甚至把家里的《怒江文史资料选辑》送了我几本,虽然都油迹斑斑,每翻一页都有洗手的冲动,我仍不胜感激——这些出版物多为内部发行,很难买到。“很多独龙江出来的人,是不喜欢县城的。”他判定我是一个好的听众,毫无顾忌地跟我絮叨有关独龙江的事情,似乎要以此来证明他对那里的熟悉。“有一个乡干部,调到县城当局长,单位给他分了一套房子,那种楼房的,他不喜欢,因为房子里没有火塘,呵呵呵……后来他就在自己的房子里搞了个火塘,房子被熏得乌黑,楼上楼下的人也提意见……最后,他自己提出来不当局长了,回到独龙江去了,哈哈哈……”他觉得这是个笑话,而在我看来,那位离不开火塘的人,最终选择回到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上,多么明智。我们就在轻松愉悦的交流中定下了向导事宜。不过,阿迪身材瘦小,脸色苍白,颇令我怀疑他的体能,转念一想,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独龙江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们约定第二天准备物资,然后看天气状况确定出发时间。然而,我的预感是对的。隔天一早,阿迪带着他的朋友小马来旅馆找我,小伙子的眼神流露出一丝惶恐:“我生病好几个月了,一直心律不齐,进去独龙江没有把握。”我相信他的解释,也并不惊讶。“我们昨天谈好的价格……现在做向导的人不多,价格都高了。”他又支支吾吾谈及价格问题。既然他不能为我做向导,我也就无心与他讨论价钱。谈话很快陷入僵局,临走我拜托他们继续帮我寻找向导。公路通车后,物资运输不再依靠人背马驮,曾经在这条路上穿梭忙碌的“国营马帮”也在公路通车后的当年底正式撤销,这条人马驿道也就逐渐被废弃,现在已鲜有人走。这条驿道作为徒步旅行的难度不小,加之季节和天气的限制,旅行者数量也少,旅游业没有形成规模,专业向导的确不好找。▲随着时代的变迁,独龙江独特的纹面习俗正在消失。/摄影师周伟傍晚,两个小伙子又来找我。上午同来的小马原来讲好的一个客户一直定不下来行程,他愿意先为我做向导。小马也是独龙江人,曾经给两个日本老人做过向导,我收集的资料里有一篇文章的确提到过他。身材高大,显得很结实的小马,是我满意的选择,于是第二天我们分头准备物资。两个小伙子给我开了个清单,东西还真不少,他们甚至要带上大米、蔬菜、肉,让我困惑又烦恼,所有这些都要我们自己背上去,况且,我的背包已经分量不轻,睡袋、帐篷、外加沉重的摄影器材……不过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为此,不得不又买了一个简易的军绿色背包来装食品。那种粗制滥造的军绿色背包在当地很受欢迎,大概使用起来确实比他们头顶的竹编背篓要方便与舒适。他们还强烈要求我买了一副绑腿,“蚂蟥很厉害,叮到就不放的!”他俩严正提醒我。不仅如此,俩人一再提及最近独龙江里疟疾流行,特地陪我到防疫站买了预防药。实际上,绑腿第一天出发时绑上,半途我就解掉了,此后再没用过;药也只在出发的当天,吃了四片,后来就彻底忘了这事。然而麻烦并未结束。出发那天,为了一些琐碎的物资,时间一再推迟,直到将近10点才正式上路。这是一个徒步的好天气,没有下雨,也不是很热。出发不久,我发现小马对于沉重的背包并不适应,他开始絮叨,自己从来没有背过这么重的东西,这让我对前途产生忧虑。大约走了1个多小时,他告诉我崴了脚,我一时也不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再走了一段,抵达吉速底村,两个背包客正在石桥上休息,看模样略长于我,也是预备徒步进独龙江的。我可以和他们搭伴,心里有了底,转身问小马:“怎么样?你是继续走,还是返回?”他踟蹰片刻,决定返回,那也正是我想要的结果。小伙子既没有经验,又缺乏体力,而且心理上已产生畏惧,如果勉强,不知还要怎么节外生枝。我重新整理了背包,除了自己的行装,我只带了一些方便面、压缩饼干和肉罐头,剩下的都让小马背了回去,又付了他半天的工钱,望着小伙子远去的背影,我确定,他离故土,越来越远了。背包比原来更重了些,不会少于20公斤,我也是第一次负重徒步。新旅伴来自北京同一所小学,年长的余老师是校长,50出头,金老师略年轻。他们俩以前只在北京周边短途旅行,这次趁暑假打算走远一点,跟我一样,觉得独龙江够远,也少有人走到,在网上搜集些资料就跑来了。他们说为此还专门做了准备,不过我看他们的装备极简单,普通的背包、旅游鞋,所谓的准备大概是指带了一顶帐篷而已,我心里暗想他们胆子够大。摆脱了令人烦心的向导,旅程反倒变得轻松了,我们仨边走边闲聊,行进在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中。山间的流水总是走最短的路径,所以这条驿道基本上是顺着怒江的支流普拉河向上延伸。如今的驿道人马稀疏,破损严重,溪流上的简易桥梁也岌岌可危,常有些路段被草木掩盖,需要慎重甄别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密林帮我们阻挡了烈日的直射,但湿热之气升腾,裹着人体久久不散,让我想起古人笔记中的“瘴气”。密林深处,尤其是荫凉的山路上,也经常会窜出一条蛇,倏忽间没了踪影,却吓人一跳,平生最怕这种动物,见到就浑身发麻,我找了根木棍边走边扑打周围的草丛,打草以惊蛇。傍晚6点抵达密林深处的其期。其期是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一个试验站,一排两层的楼房,掩映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我们不留意甚至会擦肩而过。保护站的管理员对背包客已司空见惯,二楼的空房用来接待旅行者似乎已是个不成文的规定,走上二楼,木地板、竹板床,楼房对面还有厨房和厕所,都打扫得干净整洁,这样的设施不但令我惊喜,甚至有豪华、奢侈的感觉。几个云南保山籍的民工正在这里帮保护站安装小型水轮机,20多天后这里就可以通上电。民工说床上的竹板是几个外国旅行者指挥着他们弄起来的,厨房和卫生间也是老外打扫的。“老外起劲得很,跑来这里忙半天,住了一晚上就走了,搞不懂。”没有电,早早躺下,却睡不着,一种很小的虫子咬人很厉害,不敢开窗,缩在睡袋里闷热难耐。夜半下起了雨,清晨却停了,空山新雨,心旷神怡。第二天的行程要比前一天更艰难,一路上坡,好几段十分陡峭。我第一次在负重状态下爬山,脚步沉重而缓慢。不过随着海拔的升高,天气不那么燥热了,也没有了蛇虫的骚扰。中午1点多,我们仨都疲惫不堪,就着仅有的水啃了块方便面,我索性摊开防潮垫小睡了一会儿,精力明显恢复。傍晚时分,下起了大雨,在海拔0米的地方淋着雨行进感觉十分怪异。地形已是高山草甸,道路泥泞,雨衣里面汗水浸透的衣服被体温蒸出热气,扑面而来的雨水却打得脸冰凉。我们在天色彻底黑透之前,终于抵达了位于雪山垭口下的东哨房。东哨房是高黎贡山东坡的一个驿站,最早是边防军的执勤点,后来成为养护驿道的道班,如今只剩下几间房子的躯壳,连屋顶也被风吹得半拉拉的。我们在一间屋顶最完整的房子里支起帐篷,四壁只剩下半人高的矮墙,风裹挟着雨打得帐篷噗噗作响。两位老师还试图生火烧点热水,但搞了半天,因为柴是湿的而未成功,最终放弃。我从附近的溪边灌了一壶山泉,就着清水啃了一块压缩饼干,将就填饱肚子。入夜后,风不再肆虐,躺在帐篷里听着雨声酣然入睡。也许是太疲劳了,当我被马帮的铃铛唤醒时,天光已经大亮,远山在浓雾中若隐若现。爬出帐篷,马队已过,一对父女各背着沉甸甸的背篓正经过,父亲的背篓里是些日用品和食品,背篓上扎着一个纸箱,是一台新彩电。我指着他身后的女孩子问道:“你的女儿?”男子腼腆地笑着点头,停下脚步:“12岁了。”女孩子的背篓比父亲的小,但也足有半人高,她比实际年龄要瘦小些,当意识到在谈论自己,便缩在父亲的身后,不敢言语。她的手始终扶着背篓的带子—怒江人总是把背篓的带子套在额头上,双手扶着带子保持平衡。我很好奇他们背得有多重。“她背20多斤吧,我背80斤。”男子轻松地答道。这时,余老师已经从背包里拿出一支圆珠笔、一支铅笔和一个发卡—他们预备了一些文具,打算沿途分发给孩子们。女孩子惶惑地接过,终究难掩一丝喜悦,看到父亲也已转身欲行,自己便快步走在了前头。当我转身开始收拾帐篷,父女俩已经走到远处山路的拐弯处,消失在薄雾中。我从溪流中灌了满满一壶清水,迅速背起行囊出发,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上坡路,临近正午爬上了南磨王垭口。我的速度稍快些,便在垭口坐下休息,放眼西望,高黎贡山的西侧,天幕是厚重的青灰,抓一把空气都能捏出水来。风渐起,待两位老师上来的时候,狂风夹着浮沙直接打在我们的脸上。他们俩为胜利高声欢呼,我还没来得及制止,豆大的雨滴已经落下。我之前看过资料,在怒江雨季的高山上,尤其是高山湖附近,一旦有人高声大喊,马上就会下雨,颇为神奇,大概是因为空气中水汽集聚充分,声音的震动让雨水瞬间就掉了下来。他们的几嗓子,真的扯来了灾难—我们急忙穿上雨衣,一步不停往山下赶,意料之外的是,高黎贡山西侧的路完全是风化的碎石,一脚下去没有一块平地。雨瞬间成瓢泼之势,道路上坑洼的地方很快积了水,我们只能踩着水下坡。垭口下来就隐约看到云雾中的高山湖,又走了一段,耳畔响起如飞机起降的轰鸣—左侧,一条白花花的瀑布,从山顶神奇地喷涌而出,一泻而下,壮观至极。暴雨如注,连续一个多小时不停,连个遮风避雨的处所都找不到,也无暇顾及寻找西哨房的遗址,实在太累了就将身后的背包靠在岩石上站着休息一会儿,喘口气。这样站着淋雨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我立刻起身前行。防水的登山鞋在两个小时后终于也进了水,而更为糟糕的是,驿道多处被雨水冲垮,在一个拐弯处,冲毁的路形成一个一米多长的水塘,我试图跳过去,硕大的登山包影响了重心,加上连续三天高强度徒步,当一跳起身,自己就控制不了重心了,歪歪扭扭要摔倒。我顺势往地上趴去,双手撑地,一条腿也跪在了水里。当我定了个神,慢慢爬起来,侧身一看,左侧就是几十米深的悬崖,如果不是顺势趴下,侧翻下去,不堪设想。▲年,我由贡山县城翻越高黎贡山进入独龙江,并沿江而下直达中缅边境。/摄影师周伟直到下午4点,西边的云突然散开,然后居然看到了阳光,不久雨也突然停了。正好路边一块大石,我一屁股坐下,把鞋脱下,让脚彻底解放。没几分钟,两位老师也赶到,休息片刻,我们不敢耽误,继续前行,期望能在天黑以前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巴坡。但天公实在不作美,太阳刚刚落下西侧的担当力卡山,绵绵的细雨又悄然来袭。在燥热的密林中行进,汗水、雨水交织在一起,弄得眼睛都睁不开,两位老师穿的是普通的旅游鞋,蚂蟥不知什么时候爬到了腿上,已有鲜血渗出,我的装备相对专业,幸免于难。待我们走出一片密林,远处隐隐约约可见吊脚楼,立刻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三人都已精疲力竭,天色也黑透了,我们决定在村子里投宿。走近村子,人无影踪,甚至连个炊烟也不见,刷刷的雨声之外,别无声息,寂静得让人心里发毛。余老师自告奋勇前去打探,我和金老师就站在雨中等候消息。十分钟过去了,只是听到远处的几声犬吠,我们开始担心起来,摸黑往前慢慢走,金老师还喊了几声:“老余,老余……”过了几分钟,终于听到了余老师的招呼,见到我们他显得极度兴奋:“我连说带比画,终于有一家人愿意让我们留宿了!”跟着他拐进一栋竹楼,顺着简陋的木梯进到竹楼里,屋里黑黢黢的,眼睛一时不能适应,片刻后才看清屋内的状况。竹楼很小,吊脚楼铺了一层宽竹席,靠近门边的地方已经被踩烂,胡乱扎了几根木棍,当中一个火塘,没有明火,一侧有张简陋的床,女主人席地坐在床边,怀抱着一个孩子正喂奶,另外三个孩子围拢在她的身边好奇地打量着我们,默不作声,两个女孩据说已经分别读四、五年级,一个小男孩虎头虎脑的,黑暗中眼睛闪着光。谈话间,年迈的老婆婆进来,一边试图与我们交流,一边在屋角打好地铺。我们也听不懂老人说什么,只是从她的语气和笑脸判断她对我们充满善意。原来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颇为顾虑,再加上语言不通,所以余老师才费了一番周折。但我们进屋后,女主人却十分客气,把孩子放下,起身要为我们做饭,我们赶忙制止,只是让她烧了一壶热水。语言不通,交流起来十分困难,这一天的徒步也让我们精疲力竭,开水泡了碗面下肚,我拉开睡袋倒头就睡着了。夜半,总觉脖子里痒痒,一摸,软软的,大概是蚂蟥,抓起来扔掉,接着睡。清晨,绵绵细雨稀稀落落,仿佛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停下。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才弄明白这是梅立王村,距离我们的目的地巴坡还有约4公里的下坡路。告别好心的独龙族一家,继续我们的行程。不过,现在心情完全不同了。下山的路上,雨停了,可以从云雾的空隙中隐约窥探到独龙江蜿蜒的身形,若隐若现,神秘,又着实在你眼前。我暗自庆幸昨天的雨将我们拦在了山上—人与自然的际遇,总是在追逐与停歇间灵光闪现。七丙察路(年)清晨,太阳还没有爬上山头,峡谷还笼罩在阴影当中,唯有头上的天空,已是湛蓝。措珠早早准备停当,把我的登山包扎在摩托车上,只等我吃过早餐就出发。今天措珠的神色,颇为严肃,似乎意识到今天的旅程会很艰苦,会有太多不可预知的状况。措珠的家,在察瓦龙乡巴布村,这是怒江大峡谷西藏段的最后一程,怒江由此向南流淌约70公里就进入云南境内。与下游云南段不同,这里是干热河谷的地貌,往年这个季节,河谷里稀疏的灌木仿佛被晒死了一样,蔫蔫的,了无生机。但今年雨水多,峡谷的崖壁上始终泛着一抹绿,高过人头的仙人掌也长得特别粗壮肥大。抵达巴布村之前,我是从上游左贡县辗转而来,先是探访了大峡谷里面的东坝乡。东坝乡的军拥村据说是左贡最为富裕的村子,当地藏族人热衷在外行商,赚了钱之后返乡修建华堂高宅,气势颇为壮观,军拥村的藏式民居成为当地一大特色。之后我们的考察队又从县城租车再次进入峡谷,试图从上林卡顺江而下,直抵云南,这个区域极少有外人进入,没有相关的报道。但一路上遭遇各种麻烦,在抵达绕金乡后,古道避开绕金段逼仄的峡谷,转而翻山直插察隅县的古拉乡,这条路也荒废许久。派出所的警察说,前一年曾有两个内地商人试图由此翻山进入察隅县境内,进山后向导都退却了,但他们固执前行,失踪数日后,当地展开营救,然而为时已晚,两人不幸遇难。我的穿越计划被各种因素阻挠,最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沿察左公路(察瓦龙至左贡)一路惊险地搭汽车、租摩托车,艰难抵达察瓦龙。我想由察瓦龙再往上游一探,尽可能多地了解这段峡谷的状况,为后来者了解更多的信息。▲怒江绝壁之上的处巴村,这是古米大峡谷以下最后一个有人居住的村子。/摄影师周伟措珠就是我在察瓦龙认识的,几天前,他用摩托车带着我进入峡谷深处他的家—巴布村,又带我继续往上游直到简易公路的尽头处巴村,这样我基本完成了对怒江大峡谷察瓦龙一段的考察,打算由此往下游去,从云南返程。由于以察瓦龙为中转点的丙察察(丙中洛-察瓦龙-察隅)公路和丙察左(丙中洛-察瓦龙-左贡)公路都在拓宽新修,正值这一段处于爆破施工阶段,道路实行封闭,几乎没有汽车通行。措珠也不确定摩托车能否把我带到丙中洛,但几天的相处我们建立了互信,昨晚,他犹豫再三后终于答应直接送我去察瓦龙,但实际上,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从村里出来的沿江土路没有什么意外,措珠每每碰到熟人都会停下车来闲聊几句,看得出,他在本地人缘极好。抵达怒江桥的时候,他单独开车去半山上的村子加油,回来时却换了一部摩托车,说是这辆车况好些。他催促我赶紧上车出发,据说前面沙布村今天要爆破施工,要封闭一个星期。车行几公里,前路已被滚下来的大小石块封堵住了,显然不久之前已经有过爆破,并未清理。措珠停下车来上前打探,一群工人正好从高坡上下来,挥着手让我们后撤,原来他们正在排线,准备再一次实施爆破。措珠倒是老道,试图去跟工头商量让我们先行通过,几个工人回他说头儿不在。这时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催着我们后退了米,几个人都躲到一辆挖掘机的底下。不久,“轰”的一声巨响,霎时尘土滚滚而来。几分钟后,巨浪逐渐消退,我们从挖掘机下面爬出来。措珠沉吟片刻对我说,摩托车走不了,我们只能走过去了。这是我期望的。我们稍等了片刻,待爆炸后的石块散落停当,背着包就从乱石堆中踏过去。因为担心还会有石头落下,我们走得很急,他在前,我跟不上他,等到穿过这片“雷区”,我站住喘了半天。此后的一段是没有被爆破波及的老路,很好走,但再行两里后,前面老路上方又是一个爆破点,挖掘机正在上面清理碎石,我们的去路正好在挖掘机工作面之下。我们扯着嗓子喊,试图让挖掘机暂停,但无济于事,挖掘机完全没有理会,自顾自地冒着黑烟,把碎石继续推向江中,在水边泛起一股尘烟。▲松古村的藏族村民。/摄影师周伟这样等下去不是事儿,措珠决定翻到上面去,从挖掘机面前通过,这样可以保证安全。二三十米的落差,陡直的坡,无路可循,还遍地是带刺的荆棘。措珠先上去探路,爬上去十来米,在上面招呼我,我按照他上去的大致线路跟上去。爬上一个凸起的巨石,我以为能看到挖掘机了,结果只闻其声,不见其影。措珠在前,几个跳跃就轻松过坎,我则小心翼翼,坡壁疏松,实在难以平衡,只能抓住坚硬的灌木。即将抵达挖掘机工作面的时候,一个被流水冲出的沟壑旁,措珠先跨了过去,他很有经验,跨过去以后,立马回身观察,突然他急急招呼我,别过!别过!而我已经伸出了脚。我抬头一望,一块巨大的土方正摇摇欲坠,就在我抽回脚转身的时候,哗啦啦,土方坍塌下来。幸亏转身及时,只有一些大土块砸在脚上,并无大碍。烟尘中,只听到措珠在对面急切地询问:要紧吗?要紧吗?!因为尘土弥漫,我屏住呼吸,直到实在憋不住换气的时候,才回了他一句。烟尘散去,一堆土横在我面前。不是措珠喊一声,这一堆土就砸在我身上了。过了这一关,我们搭工地的通勤车来到左布村,我以为抵达察瓦龙应该不困难了。但很快从村里打听到前面还有一个爆破点。我们在路边小店一人吃了一碗方便面,措珠又去村里亲戚处借了一辆摩托车来。实际上,摩托车也就开了不到三里路就又被挡住,前面又要放炮了。我们和两个工人一起躲进金属水管里,不久又是一声巨响。过了15分钟,我们再次从乱石堆上穿越爆破区,这时,措珠的一个朋友已经在不远处的树下等我们,是措珠打电话给他,让他上来接我们的。终于抵达察瓦龙,已是午后两点。因为修路的缘故,这个江畔台地上的小镇灰头土脸的,镇区里面也在铺水泥路面,整个镇区就是一个工地。措珠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他跑去打听去丙中洛的路况,我在他亲戚的服装店门口坐着等他。我看他在镇子里开着摩托飞来飞去,又和一帮年轻人闲聊了一阵,丝毫没有要出发的意思。后来,这些人突然一下子都消失了。我心里有些着急,希望早一点出发,直接往丙中洛去,但直到5点左右,也没有措珠的消息。最后我彻底失望,估摸着今天走不了,与其这样,不如先找地方住下,给措珠打电话,居然无法接通,我无奈决定独自先找旅馆住下。正当我背着包走在大街上,一辆摩托车一个大拐弯停在我面前,是措珠。他说我们马上就出发,前面的路况仍不明朗,但他决定尽量把我往云南送,如果摩托车过不去,还是像先前那样,徒步通过危险路段,再联系丙中洛的朋友上来接我。他又换了一辆摩托车,我们一边捆扎我的背包和脚架,他一边说:“我的那些朋友叫我不要送你,说太危险了,让你自己找车。我答应过你,就要把你送到。”他的这几句话令我感动,他几乎是用生命顶着危险在践行他的诺言。从察瓦龙出来,一路南行,起先路况倒还好,只是有一些水毁路段比较困难,因为封闭施工,工程队往往将开挖的土石直接堆放在老路上,汽车完全不能通行,我们的摩托车倒是不成问题。几公里后,远远看到整个一面青灰色的沙坡,如瀑布一般倾斜而下,直冲江面,这就是著名的大流沙。这一段早就已经做了四五米高的水泥挡墙,不过路面上还是一坨一坨残留着沙石,显然雨季仍然会阻断交通。再往前行,路虽破烂,但都还有断断续续的老路基,除了颠簸以外并没有特别的危险,不过在一些狭窄的路段,我坐在后面,还是要抬头看着前方的山坡,以防冷不丁掉下石头。快到扎恩村的时候,前面的泥石流挡住了去路,这片泥石流已经在公路上淤塞出两三米高,拳头大小的石块裹着潮湿的泥浆,显然是一天以内发生的大滑坡。起先一堆并不很长,措珠把油门轰了几下就冲了上去,藏族年轻人都是摩托车高手。石块是松的,摩托车一面缓慢前行,一面还在往下滑,我则跟在后面帮助观察。第一段轻松通过,前面有一片更长的滑坡,约有60多米长,碎石堆积得比先前更高,这回措珠也没办法了,他把车停下,爬上去观察地形,然后决定由他在前面开,我在后面推。这个办法倒是可行,虽然车子还是止不住随着泥石流下滑,但这段路并不贴着江,上面也是缓坡,不会有落石。摩托车喷着黑烟在泥石堆上艰难移动,对面已经吃过晚饭出来散步的工人远远瞅着。有惊无险地越过泥石流,修路工人说前面的路都可以通行,这让我长长舒了口气,但措珠并未松弛下来,此地距离丙中洛还有大约50公里,而且天色渐暗,前路仍然未知。果然,继续出发没几公里,车子链条掉了,幸亏措珠在察瓦龙做了准备,带了一个工具包,一刻钟便化险为夷。进入云南,天已经完全黑了,措珠不再跟我聊天,我看不到他的脸,却能够感觉到他的专注与紧张。路面已经严重毁坏,很多炮弹坑,他需要找到最佳的通过路径。那恰洛一段工人正加夜班,我们又被堵了半个小时。云南段多年前我曾经徒步走过,那些地名我都熟悉,到了一个村就盼望着下一个村,记忆中感觉很近的距离,却始终不到。过了秋那桶村,天空飘起了微雨,路面上泥泞不堪,施工工地却是灯火通明,伴随着隆隆的机械声。抵达丙中洛,已是夜里11点半,措珠把车停下来,许久都没有说话,显得十分疲惫。丙察察公路,由云南贡山县丙中洛乡开始,经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然后翻越伯舒拉岭,最后抵达察隅县城,全长约公里,是第七条进藏通道。在几条传统进藏线路升级之后,丙察察就一直以其“烂”而闻名,成为徒步旅行、自驾越野和自行车爱好者的天堂,尤其是察瓦龙至丙中洛一段,悬崖土路,大小流沙,加上雨季的灾害,都极具挑战。再过一年多,这条路将完成三级油路的改造,与此同时,进入独龙江的公路已经完工,柏油马路穿越原始森林,不同的季节里风景变幻,尽显神秘;大致沿着当年安德列带领下修建的驿道,从德钦通往贡山的德贡公路也已修通了毛路;从福贡到维西的公路也正在打通。如今,从澜沧江流域到怒江流域已经不再需要绕行下游的六库,穿越横断山,日行三大河流已经成为现实,无论是进藏,还是跨越横断山脉都将变得更为容易和安全。怒江大峡谷干流的水电建设在十几年的争论中暂时叫停,时空转换如此迅速,恰是一场永不谢幕的人与自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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